访谈唐博谈枕边书

访谈 2020-09-21 09: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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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百家讲坛》第一位80后主讲人。走上讲坛时有压力吗?

唐博:没多大压力。因为以前当过中学老师,有过比较丰富的讲台经验;多年前也在央视当过嘉宾,有一些镜头感;讲述的主题“清案探秘”是我跟编导反复研讨出来的题目。我本人又是学清史出身,在专业上驾轻就熟。

不过,如果说一点压力没有,也不尽然。缓解压力的办法,就是把功夫用在平时。我的具体做法有三:其一,亲力亲为。讲稿自己写,档案资料自己查,写作过程无需任何人帮忙。其二,反复打磨。跟编导保持沟通,不厌其烦地修改,在保持学术含量的同时,多使用口语化、朴实平易接地气的电视语言,拉近跟电视观众的距离,也增加对讲稿的熟悉程度,降低背稿子的难度。其三,提前演练。录制前两天,自己在家对着镜子讲几遍,算好时长,调整仪态,也让家人提点意见。

不打无准备之仗,做到心中有数,就会让所谓压力遁于无形。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关门弟子,戴先生对您有怎样的影响?他有什么喜欢的枕边书,您了解吗?

唐博:我读戴先生博士生的时候,他已经81岁了,而且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上。所以,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治学和做人两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十二个字:治学严谨,做人平和,目标专一。

治学严谨,讲的是学习态度;做人平和,既是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是一种学习方法;目标专一,讲的是人生理想。只有严谨,才能尽可能减少瑕疵,让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只有平和,才能避免在学术研究中夹杂情绪化的要素,避免做出不够科学和客观的研究成果。只有专一,才有接续不断的积累和不懈奋斗的动力。这是做学问必不可少的精神。

博士毕业后,我还是每年都要去戴先生家里看他。九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还要工作到深夜,在案头改稿子,非常不容易。三千多万字的《清史》书稿,应该就是他的泛“枕边书”。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戴先生给您推荐过书吗?

唐博:戴先生没有专门给我推荐过书,但他在跟我多次谈话中,提到过不少书和论文。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本书:其一,《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恽毓鼎当过十九年晚清宫廷史官,见证了光绪、宣统时期宫廷政治的演变,对于解读类似光绪死因等历史谜团有参考价值。此外,他的日记包罗万象,通过一个宫廷史官的视角,展示了更真切、全面的晚清社会画卷。其二,《中国近事报道》。这是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信汇编中译本。作者是清代康熙年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他通过给法国国内政要写信,提供了关于康熙年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情报。其中提到了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打赢。这跟多年来我国历史教材上的说法并不一致,但能够解释为什么战后回到北京的清军将领,非但没有得到封赏,反而被贬官降职。因此,它提供了考证某些历史片段真伪的一个思路和视角。其三,《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是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他曾担任过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济顾问,对经济发展史的计量研究有较多心得。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是作者利用有限的数据资料,计算出19世纪到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尽管他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还受到部分学者质疑,但他的研究确实有助于对清代中国经济有个宏观认识。

这三本书对我的最大价值,是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启发。

您的枕边书多数是什么?谈谈具体的阅读感受吗?

唐博:我不喜欢躺在床上看书,这样不利于保持视力。要知道我到现在还没近视,不戴眼镜。因此,我没有真正意义的枕边书。

如果把旅途中的书、睡前在书房里看的书都视为“泛枕边书”的话,倒是以历史学、经济学的学术书和大众读物为主。最近刚读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新著《美国真相》。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样。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和种族问题上的表现,更为这本新著提供了资料佐证。其实,《美国真相》是一面镜子,它不仅照出了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在发展的进程中引以为戒,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可贵。

阅读在您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唐博:由于平时很忙,阅读只能见缝插针。反正只要有点时间,哪怕是零碎的,我都基本用在阅读上。

您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

唐博:我觉得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读书是最踏实的。这个时段,基本无人打搅、时间相对长,能够整篇整篇地阅读。

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唐博:不得不佩服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跟我同是80后,也是同行,他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一种别样的写史方式。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在写书成名后放弃本职工作,恰当处理了本业和副业的关系。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唐博:夜深人静,毫无倦意,气温适宜,独自一人,耐心再读一遍《毛泽东选集》1-4卷。伟人终归是伟人,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革命情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以及对重大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把握、对战争的宏大思考和微观策划、对经典的旁征博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都很值得认真钻研学习。同时,《毛泽东选集》1-4卷还是学习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很好切入点。特别是其中的注释,当年字斟句酌过的,信息量很大。

我始终认为,历史学的功用有二:正本清源、以史为鉴。正本清源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史为鉴则是所有人的使命。《毛泽东选集》1-4卷就是以史为鉴的很好标杆。

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唐博:通过读书来改变思维习惯,这可能是个终身的事情。不过,仅就读史、写史来说,美国学者史景迁的专著《康熙自画像》,对我有点触动。我猛然发现,历史居然还能这么写。用第一人称,站在康熙的视角看历史,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尽管在写作上会有一定局限性,但还是有一种换位思考的亲切感。受他启发,我先后创作了《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权臣回忆录(清代卷)》《我们的戎马生涯:清朝疆臣回忆录》四本书。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唐博:小时候,经济条件不好,手头书籍匮乏,经常抱着仅有的几本历史书,像《中国历史小故事》《中国历史纲要》《新编中国史话》,以及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等反复重温,直至书皮都看丢了,也在所不惜。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图书琳琅满目,基本上看一遍就过去了,很少重温。

回忆了一下,上大学以后反复重读的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戴逸《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郭成康《乾隆大帝》《18世纪中国与世界(政治卷)》、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彭慕兰《大分流》、弗兰克《白银资本》、吴晓波《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等。

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唐博:吴晗《中国历史小故事》,把时年9岁的我引入了历史学殿堂,让我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我后来选择读大学历史系,而且一直读到博士,不能不说跟这个系列的历史普及读物有关联。

接下来计划读什么书?

唐博:最近有本畅销书,名叫《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作者是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我已经读了一部分了,准备把它继续读完。2020年,地球发生了很多灾害,人类正在经历着百年变局。在这样一个许多人都很迷茫的时候,结合我学过的历史知识,去读这样的书,有助于帮助我们拨开云雾见天日,看清前面要走的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另外,我在博士阶段是研究清末民国北京房地产问题的。因此,我对房地产历史和今后房地产市场走势一直保持关注。因此,我买好了姚育宾主编的《中国地产四十年》,准备得空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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