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何子英问心无愧

访谈 2020-09-21 1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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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敬畏之心 谁没有委屈?只要问心无愧就好

何子英的父亲是一位中学老师,他在何子英上中学的时候,就订了一份《长江文艺》给她。没有想到的是,何子英大学毕业正好被分配到了这份杂志。何子英那时一心想当翻译,懵懵懂懂报考了武汉大学,而且是外文系英语专业,但拿到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是中文系,这让她不禁涌起一种宿命感。进入《长江文艺》以后,一干就是33年,从编辑做到主编,主持原创和选刊两本杂志。她跑农村,进北京,想尽一切办法向大家约稿,包括陈忠实、周大新、毕淑敏、阎连科等,体验到了替人做嫁衣的快乐,同时也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艰辛。何子英表示,如果不是在文学杂志当编辑,她也许会特别想去尝试当作家,但是距离文学太近之后,当作家的欲望降低了,作家头上的光环没有那么耀眼了,对文学的敬畏感更强烈了。

1 读中学的时候,父亲订了一份《长江文艺》给我,我大学毕业又分配到《长江文艺》,不禁涌起一种宿命感。

青年报:何主编,非常巧妙,《长江文艺》创刊于1949年6月,我们《青年报》创刊于1949年6月10日,同年同月“出生”,算不算是一种缘分?

何子英:我们两家报刊的创办,正值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当时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创办一份文学期刊,《长江文艺》就在郑州诞生了,后来随大军南下,扎根武汉。1953年中南作协成立,《长江文艺》作为中南作协的机关刊物,联系中南六省二市和第四野战军,成为影响全国的重要文学期刊。我想《青年报》大概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吧。它们都是应运而生,是时代的产物。

武汉和上海都是中国革命的重镇,云集着大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在地理上又都是长江沿岸城市,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辐射地域广阔。武汉有江湖豪气形成著名的码头文化,而上海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形成海派文化。这些为期刊和报纸的生长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

青年报:你的名字中有个“子”字,这其实透露出了某种信息或者是某种符号,可以看出起名字的人有着很浓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这名字是你父母起的吧?你的父母对你的人生有什么重大影响吗?

何子英:我的名字是我父亲给起的,好像比较中性化吧。按家族辈分,我本来是“新”字辈。我们是个大家族,同辈人多,父亲说按辈分不好起名字,想改个样。我父亲大半生都是中学老师,他大概也有一个文学梦,曾经声称退休以后要写小说。所以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他给我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和一份文学杂志,这份文学杂志就是《长江文艺》。几年之后,当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江文艺》工作,想起当初父亲为我订阅的那份杂志,不禁涌起一种宿命感。我的父母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他们平时工作都特别忙,对孩子不算严厉,但是要求特别高,嘴巴里常常是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好,所以我从小感觉到父母那种无形的压力,就比较自律,做人做事都特别认真,追求完美主义。这个其实对个性是一种压抑。

青年报:你是河南南阳人,那是一片非常神奇的土地,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古今出了很多文化名人。故乡有哪些深刻的抹不去的记忆?

何子英:故乡南阳确实是一片文化底蕴丰厚的神奇的土地,我的家乡古代出过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当代有以周大新、二月河为代表的南阳作家群。如果你到过南阳,去观摩过位于卧龙岗的南阳市汉画馆,看过那些生动浪漫的汉代画像石雕,你会惊叹这里曾经有那么绚烂的古代文化。汉画像石雕上的内容非常丰富,关涉天文地理、神话故事、贵族娱乐、百姓生活,雕刻栩栩如生。所以南阳这个地方至今石雕和玉雕艺术都比较发达。

要说故乡抹不去的记忆,就是对故乡淳朴民风的怀念。我觉得我的家乡是一个古风沛然之地,人们待人接物,有种古道热肠。我们家族谁家有红白喜事,大家都去帮忙,谁家包了饺子,做了好吃食,也会送给邻居品尝。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客人不断,一到过年邻居就拿来成堆的红纸,让我父亲帮着写春联,一写就是几天,父亲乐此不疲。因为我母亲是妇产科医生,总有一些亲戚朋友家的孕妇找到我家让我母亲做检查,母亲都是耐心热情地接待他们。我父母至今在家乡都是人缘很好的,也很受晚辈们尊敬,老家人有什么大事情都会找他们商量。我父母是那种有朴素大爱的人,凡事宁可自己吃苦受累,绝不会亏待别人。这也无形中教会了我们做人的诚实与善良,我上班之前,父亲叮嘱我的话就是:多干少说。

青年报:你是考上大学以后才真正离开了故乡的。你当初选择武汉大学的理由是什么?武汉大学有着非常浓厚的文学氛围,你学的又是中文系,你给我们讲讲那段与文学有关的经历吧。

何子英:我当年是懵懵懂懂考上武汉大学的,志愿是父亲帮我选的。我想到北京上大学,父亲说武汉大学校园特别美丽,离家也近一点,就给我报了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但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是中文系。我那时一心想当翻译,可能是电影看多了,就觉得女翻译很神气。所以拿到中文系的通知书还不是太高兴,倒不是我不喜欢中文,其实我从小学到中学作文一直是班里的范文,我那时只是迷恋外语,直到工作以后好多年,我都保持订阅英语杂志的习惯。到武大以后,我才了解到武大中文系的实力,名师云集,易中天老师、陈美兰老师和於可训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那时候所有的知识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每上完一天的课,就觉得特别快乐和充实。

2 我觉得变的是时代,是一代一代的编辑个体,不变的是对文学的初心和敬畏。

青年报:武汉大学曾经出了一个作家群,从这里走出了许多著名作家,你在这段时间里和他们有交集吗?现在还和哪些作家保持着联系?

何子英:1985年秋天在我大三的时候,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进行教育改革,他首创在武大招收了第一批作家班和插班生。首届作家班有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比如军队作家袁厚春、刘亚舟、李斌奎等,他们算是与我们同届。1987年,我们同时毕业,拿到同样的本科文凭。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声名远扬,我们一进校就听说出了几位作家,还有浪淘石文学社,经常有诗歌沙龙和诗歌比赛,内心里很是羡慕。我的同学中也有雄心勃勃想当作家的,然后就不去上课,一门心思待在宿舍写诗,结果就挂科给劝退了,很可惜。实际上,中文系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文学梦、作家梦,当时我正好参与了校学生会和中文系学生会的工作,就创办了一个叫《灰姑娘》的杂志。这个办刊过程充满曲折也很有意思,大家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又是组织写稿,又是设计版式,最后这个刊物出来了,在位于老斋舍的武大俱乐部举办了一场庆祝舞会,很是热闹,引起了《知音》的关注,还做了报道。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办刊物的经历,更像是进入职业编辑之前的一个演习。我在毕业前夕坚定地选择了编辑这个职业,与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青年报:我们非常好奇,你年轻时候的爱好或者理想是当作家,为什么偏偏走上了编辑家和评论家的道路?

何子英:关于当作家这件事吧,如果我不是在文学杂志当编辑,也许会特别想去尝试当一个作家,但是在真正进入文学圈子之后,你那种当作家的欲望反而降低了,因为作家头上的光环,距离太近而没有那么耀眼了,还有对文学的敬畏感更强烈了。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曾经冲动写过一首诗,给了编辑老师看,竟然给我发表了。后来,我就很少写,偶尔写了也不愿示人,有些文字只能是写给自己的。之后长年累月地看稿,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稿子,其中有一些名家名篇,更有大量的达不到发表水准的稿子。每天看了一堆废稿之后,需要充电去修复你的审美力。所以对我来说,阅读的欲望会大于写作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做一个编辑,而没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原因之一。还有也是自己的慵懒和才能不够吧,人的天赋和精力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有人能干好一件事就不错了。我大概属于不太会分割时间的人,只好心无旁骛地做编辑。写评论也是工作需要,并没有做评论家的雄心壮志,我本质上是随遇而安的人,就是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而已。

青年报:你是怎么进入《长江文艺》的?你还记得第一天走进《长江文艺》编辑部的情景吗?这和你最近一次的“编辑部的故事”,有哪些变与不变的东西?

何子英:我是1987年7月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长江文艺》的。当年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朱莎莉老师和杂志社副主编吴耀凌老师一起去武大中文系挑人,经中文系推荐,就把我的档案调出来了,并且跟我本人面谈之后比较满意。去报到那天也是省作协派车去接的,当时的小说组组长吴大洪跟车去接我。我记得到编辑部那天下着小雨,从武大桂园二舍出来,我觉得路越走越偏,越荒凉,最后经过《湖北日报》大门口,再往前竟然是一段泥巴石子路,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这个单位在什么荒郊野外啊?因为在学校系办跟我面谈的时候,吴老师说我们这个单位比院子里有些单位穷。我当时说不在乎穷,哈,我以为她是故意考验我。当时对金钱也确实没有太多的概念,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就行。到了省文联大院,进了位于办公楼三楼的编辑部,那时候觉得氛围很好,女老师们都很和蔼,几位男编辑也正年富力强,都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写稿签、写退稿信、定稿改稿、画版式,都有指定的编辑老师帮忙把关。所以说《长江文艺》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有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些可以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觉得变的是时代,是一代一代的不同的编辑个体,不变的是对文学的初心、责任和对文学的敬畏,这是《长江文艺》的精神传承。记得当年刚入职,他们就给我结实上了第一课。时任副主编刘益善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去组几位名家的稿子,包括方方、池莉、沈虹光等。当时交通特别不方便,几位作家分散在武汉三镇,我记得自己大热天跑得黑汗水流的,壮着胆子一个个上门找到他们家里去约稿。这些初入职场的经历,也让我认识到编辑这份工作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不单只是看看稿子,还需要学会跟作家打交道,真诚地与他们交往,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建立自己稳固的作者队伍。

1990年5月,我只身一人到北京组稿,带着骆文先生(时任省作协主席)给唐因先生(时任鲁院院长)的亲笔信,莽莽撞撞地找到很偏僻的鲁迅文学院。那届鲁院的学生有莫言、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一众大咖,不巧,我去那天莫言、余华都不在学校。我跑到学生宿舍,见到了毕淑敏、迟子建、刘恪等几位,毕淑敏大姐在食堂招待我,而且不久就给我寄来了稿子。记得那天回宾馆的路上遭遇了一场沙尘暴,弄得一身一脸的灰尘。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外出组稿,也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艰辛。

青年报:你们杂志所在的那条“翠柳街”,听到名字都很有诗意,你帮我们描述一下这条街吧。你们有一个栏目也叫“翠柳街”,这是一条精神层面的大街,类似于每期杂志的“编辑后记”,这一虚一实的两条翠柳街,像水中的倒影,是不是有相通的东西?

何子英:我们湖北省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办公所在地叫翠柳街一号,在东湖附近,周边也是众多文化单位集聚地。当年我们想开设一个编辑导读类专栏的时候,时任主编的方方说就干脆以翠柳街命名,她说就是要把翠柳街这个名片打出去。翠柳街的取名可能源自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们周围还有一条黄鹂路,一个白鹭街。翠柳街这个专栏的设置,是为了提升编辑们的编与写的能力,对每期重要作品的点评,会督促编辑去思考和学习,强化了编辑与作家、编辑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交流。

青年报:我们也特别喜欢你们的另一个栏目“面对面”,这个栏目的过人之处,以当期重要作品为点,由作者为线,慢慢向外延伸,从而大大地增加了杂志的深度和厚度。这和通常的做法不一样,理论和作品不是剥离的,而是一体化的,可以起到1+1>2的效果,这种设置绝对是高手所为。

何子英:谢谢你们对“面对面”这个专栏的认同。2019年,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开设“面对面”专栏,加大对本刊头条作品和作家的推介力度。一是为了吸引优秀的作家和优质稿源,二是为了锻炼编辑,进一步提升编辑的专业素质,督促他们不仅仅是满足于编发一篇稿子,而是要对责编作品和作家做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从而锤炼功夫,锻炼眼力,在编辑与作家、编辑与读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更好地提升刊物的编辑水准,保持刊物的高品质。这个专栏也受到了作家和读者的欢迎。

青年报:《长江文艺》为了培养作者队伍,尤其是培植年轻作家资源,采取了不少措施。你帮着数一数,这些年都有哪些作品或者是作家,是通过你们走上成名成家之路的?

何子英:《长江文艺》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培养作者的传统。这个传统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些年我们推精品和推新人并举。其中有一个措施就是举办笔会和改稿会,比如2015年的长江三峡笔会、2018年神农架笔会。我们的改稿会要求参会作者提前上交一篇作品,指定给编辑审读,采取编辑与作家一对一的沟通交流。笔会期间还会分组讨论,作者谈自己的构思,编辑谈修改意见,其他作者也参与讨论,作品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最后得到提升。我们也邀请学者给我们的笔会作者讲课,进行理论指导,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像80后青年作家笛安、孙频、文珍、黄昱宁、周李立、郑小驴、陈崇正等,都参加过我们的笔会,也发表过重要作品。近年活跃文坛的湖北青年作家普玄、周芳、蔡家园、舒飞廉、朱朝敏、宋小词、谢络绎、黍不语、喻之之、丁东亚、林东林、张春莹等人,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作家,有的连续参加了几届笔会,有的处女作就是在《长江文艺》发表的。明年我们杂志还要强化对本省青年作家的推出力度。

青年报:鲁迅文学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作家成名成家的路径之一,也可以从侧面衡量杂志某些方面的质量。我记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你们首发的就有一篇获奖,是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这篇作品发表前后有什么故事吗?

何子英:这中间确实有故事,早在2013年,我读到马金莲的小说《长河》,感觉她的小说有种难得的纯真之气,叙事朴素自然,文本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点。我当时就让吴佳燕找马金莲约稿,不久马金莲如约寄来了两个短篇,我们在2014年的第八期短篇头条同时推出了这两篇作品。我们这也是一种破例的做法,之前我们从未同期推出过同一作家的两篇作品,那时我们对马金莲的了解并不多,只是从文本出发做出的决定。她获得鲁奖是实至名归,对于我们杂志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所以我跟我们编辑说一定要对作家好一点,他们会用好作品来回报你。

3 我跟我们编辑说一定要对作者好一点,他们会用好作品来回报你。

青年报:我体会最深的,是你们主动向作者约稿,我发在《长江文艺》上的第一个中篇《麦子进城》,就是吴佳燕老师主动打电话约的,我那时候还刚刚开始学习写小说,绝对是一个文学新人。我们想知道的是,循着作者,去寻找作品,你们相中作者有什么标准吗?

何子英:为了防止刊物作者队伍的固化,我一直主张我们的编辑要关注新的作家,新的创作,要从陌生的作者和陌生的文本中辨别出我们想要的面貌和气质。我们小说坊的作品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它拒绝平庸、平淡,或者四平八稳、没有特点的作品;也拒绝虚假的缺乏文学真诚的作品。我们看一个作品合不合适,主要看它有没有特别的亮点和新质,比如深邃的思想,新颖的题材和叙事,鲜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语言等,不管是现实主义的还是先锋的魔幻的,或者科幻作品,不拘一格,我们一概包容。我们其他的栏目也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你说你是一个新人,太过自谦。编辑肯定是研读过你的小说文本,看出了某种气质,不会是盲目地约稿。我觉得你的小说属于本色写作,尽管写的多是农民和城市打工人群,但有种温暖的底色,让人感觉到不管有多少困苦,生活毕竟是值得去爱的,人间自有真情在。如去年发表你的小说《上海反光》,我在审稿时,读到父亲在上海的几个细节,真的泪目了。

青年报:作者应你们之约,辛辛苦苦写一篇稿子,万一不符合要求,你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些年和作家打交道,应该有不少花絮或者佳话吧?

何子英:作为一个职业编辑,和作家打交道几乎是我们工作的日常。这些年我与许多作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还成为很好的朋友。凭的就是真诚。当年向陈忠实老师约稿的经历就颇有意思。2004年,我在《长江文艺》开设了一个谈经典阅读的专栏,叫“作家茶座”,我找到陈忠实老师的联系方式,先郑重修书一封,得到回复之后又电话联系,他很高兴我约他谈经典作品对他创作的影响,说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他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借助巨人的肩膀》,文中仔细回顾了拉美文学对他创作《白鹿原》的启示。这篇文章我们发表之后,就被《新华文摘》和《文艺报》转载了。陈忠实老师当时寄来的是他的手稿,并附了一封信,说“手稿留您做纪念”,这封手稿我至今完好地珍藏着。可以说跟每个作家约稿,背后都可以讲出一串故事来。

我们年轻编辑刚入职时特别怕退稿,尤其是组来的稿子。我跟他们说一个理性、成熟的作家,不会因为编辑退他一篇稿子,就跟你断交翻脸,但是前提是你要退一个作家的稿子,你一定要说出一个让他信服的理由,你对他的稿子评判是否准确公允?是否具有专业水准?你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你给他传达了什么样的编辑思想和审美趣味?你们是否能够达成默契?如果做到了这些,你完全可以和这位作家成为朋友,下次他一定会给你一篇更满意的作品。编辑和作家的交往有一个相互磨合达成默契的过程,前提必须是真诚和平等的交流。我自己就亲手退过不少作家的稿子,甚至有些是名家,也是多年的朋友,没有发生过因为退稿而断交的事情。退稿的原因有很多,也不一定是稿子质量不好,可能仅仅因为不合适。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风格偏好,对作品气质也有不同的要求,我们用不了的稿子,别家刊物可能视作宝贝;别的刊物不用的稿子,也可能在我们备受青睐。

青年报:《长江文艺》提高稿费也是开全国风气之先,当初是怎么考虑的?目前的效果达到了吗?

何子英:文学杂志的稿费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长江文艺》2012年改版之后,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要树立品牌,就需要吸引优质的稿源,优稿优酬也是必然。2012年改版之初我们经费并没有增加,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先自行提高稿酬到最高千字500元。改版成功之后,省作协领导向省委汇报工作,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提出稿酬可以千字千元,最后经过审批,纳入财政拨款,所以就成为首家稿酬千字千元的文学刊物。后来有很多兄弟期刊的同行来咨询情况,所以千字千元的刊物也多起来了,这对作家是一个福音,毕竟作家的辛苦劳动得到了尊重。毋庸讳言,实行千字千元之后,我们约稿确实相对容易了一些,吸引了更多的优秀作品。对作家和刊物,这都是双赢的好事。

青年报:你刚刚获得湖北出版政府奖,背后应该有很多血汗浸泡着这个奖,这些年为了《长江文艺》付出那么多,最欣慰的是什么?

何子英:这个奖是省级新闻出版类的最高奖项,获奖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份很高的荣誉,我认为荣誉也是属于《长江文艺》这个集体的。与作家相比,编辑是幕后工作者,很多的付出确实是默默无闻的。要说最大的付出,就是时间和精力的付出,特别是2012年改版之后,工作量和工作压力都剧增,现在除了《长江文艺》原创,还有一本选刊,每月要出版两本刊物,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休息日,周末也要在家看稿子。最欣慰的是,《长江文艺》的品牌地位巩固提升,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进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并凝聚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诗人、评论家队伍。谈到委屈和辛酸,肯定有,但人这一生,不论你干什么,哪有谁没受过委屈呢?只要自己保持定力,问心无愧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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