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二本学生要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就业工具

访谈 2020-09-21 10: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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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虚构手法呈现二本学生生存现状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想到要以自己教过的二本学生为题材创作《我的二本学生》这样一部作品?

黄灯:我不是专业作家,不存在为了写作刻意去找题材;自己本职工作就是老师,也是因为教了十几年书以后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就觉得有些话想说。而且在公共领域里面也很难听到这种声音,就出现这样的创作想法,会有意识地在平时去积累一些材料,跟学生深入交流,有意识地做一些田野调查。

羊城晚报: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然后开始着手调查的?

黄灯:我跟学生交往一直有个习惯,我会尽可能把他们的东西留下来,包括短信、邮件、作业,平时我都会做个有心人。但那时候并不是出于写作的目的,纯粹就是觉得不存下来挺可惜的,比如说学生做的作业、写的作文,我都很舍不得丢。那个时候都是手写稿,所以我特别珍惜那些东西,我会放在抽屉里面,放在我的文件柜里面,锁起来,搬家都保存得很好。

真正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应该是四五年以前,那个时候就想到要下意识地多收集一些材料。其实我想写的几个群体,有农民群体、工人群体,还有学生群体,都是我很熟悉的。最想写的就是学生群体,因为确实觉得好多东西都值得说。然后,有出版社约稿,就决定写一本书看看。其实平时对学生的家庭情况也有所了解,当老师的时候就跟他们聊了很多,他们背后的故事已经比较熟悉了。

羊城晚报: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黄灯:还是有困难的,我在写之前,设想的书跟我现在出版的书差异还蛮大。因为很多东西我特别想写,但发现真正写的时候好多东西支撑不起来。我特别想写我课堂上的一些情况,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是我特别重视的,我想把课堂还原。但现在离开了课堂,很难找到现场感了,然后教的学生又太多,很难聚焦起来,其实那个是我非常想写的一节。还有公共课也是,我想非常具体地讨论怎么上课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最后出来的作品也不是说特别不满意,因为我最想表达的观点还是表达出来了。

二本学生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羊城晚报:您作品中也聚焦家庭境况一般的来自乡镇的学生,非重点院校学生是不是更多来自寒门?

黄灯:我听到很多消息,就是重点大学中农村孩子的比例是越来越低了,但我们那种二本学校有一半来自城市,一半来自农村。相比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还是基本上会更高一些。

羊城晚报:像二本学校这类非重点院校可能成为学生一生的烙印,在您看来,这一标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求职和未来生活?

黄灯:看具体学生做什么,如果做生意,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如果要考研还是有点影响,因为很多重点大学看第一学历。但是整体来看,重点大学的孩子面对的机会还是要多一些。那些用人单位有时候为了节省用人成本,会更倾向于找重点大学的孩子,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可能整体素养会好一点,虽然落实到个体的话也不一定。这种偏见会变成一种惰性。比如说考研,学校可能觉得招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会更省心一些,上手更快一些,可能他的学术心态会好一些,更容易带。

羊城晚报:您的本科学校也是二本院校,在您读书那个时代,“二本学生”是否是一个标签?

黄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重点院校和非重点院校之间的层次差异并不是很大。比如我在岳阳大学,当时还只是一个专科学校。在考研这个层面,其实跟重点大学学生面对的机会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只要能考上名校,学校就能录。而且那个时候考上大学,从人事制度就保障你是一个干部的身份,中专、大专和本科,都属于干部身份。

羊城晚报:如果二本学生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您有什么建议?

黄灯: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有机会进大学,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不管是二本院校和一本院校,都是很值得珍惜的,因为现在能够考上二本院校其实也很难的,所以,二本学生自我认同度感要更强一些。到了大学以后,如果是进到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校,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更多的专业精神,应该在专业上对自己有所要求,不要短视,只是盯着一个具体的工作;而把个人的素养锤炼好,以后就会适应更多的工作岗位。所以,不要太焦虑,举个例子,一个女孩子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嫁人,而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完善的人,我们大学生也是这样,读大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变成一个就业的工具,而是要成为一个更优秀、更完善、更能够充分发挥自我的人。

现在工作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不要觉得第一份工作的决定性特别大,所以,脚踏实地地从最平凡的工作做起,如果真的有能力,有很好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处事能力、沟通能力,以及相应的专业能力,这个世界是绝对不会埋没一个真正能干的人的。有时候把身段放低一点,反而有更大的跃升空间。现在的孩子最大的缺点就是从应试教育中走来,不落地,不接地气,如果能够更多地走进生活,走到基层中去,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是非常有用的。

平衡大学教育中的实用化与精英化

羊城晚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使大学教育的目标发生了一些调整?

黄灯:市场化以后,大学教育就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化教育。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还是偏于精英教育,大学招的人比较少,甚至初中到高中录取的都很少。现在大学都扩招了,那社会的整体文化素质会比以前要高。也不能完全说在大众化教育时代,大学教育质量就降低了,比如说有些理科工科,可能质量还是有所提高的,但是人文这一块我觉得确实是没那么重视。比如说历史、哲学、文学,其实是越来越边缘化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直接决定以后的就业,比如说学金融的,可能整体的薪酬就要比别的行业高一些,这样就会导致大学教育里面专业越来越跟具体的工作对接。学校希望培养的学生马上能到社会上,能直接上手,马上就可以立足。当然这个目标也没错,本来大众化教育阶段就是把人等同于人力资源,人就是资源。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人还不完全是资源,就是个大学生;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种“天之骄子”的感觉还蛮明显的。

羊城晚报:这对二本大学这类非重点院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黄灯:现在一般本科院校,办学确实比较微妙。一方面要培养就业的人才,另一方面在整个学科建制里,又需要做科研。现在纯研究型的大学不难办,因为它的定位很清晰,学生出来基本上都是继续深造读研读博;职业院校也不纠结,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是这种应用型的本科院校就比较纠结,它的定位始终在摇摆。它必须重视学生的就业,不然招生都成问题,但又不能不搞科研,因为整个学校的评价机制在那里,所以它两边都要抓,事实上两边抓起来都没有优势。那些学生又学理论又学实践,学了很多,但学的都是皮毛,付出很多,未必有相应多的收获。

羊城晚报:如何平衡大学教育中的实用化与精英化问题?

黄灯:大众化教育是趋势,它本身就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关键问题是怎么样提高教学质量,怎么样让培养的孩子在社会上更容易立足,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的不是上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把大学上好的问题。理想化的状态就是,学生不要完全被就业绑架,在大学里有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成长。整个读大学的过程应该更享受一点,不要完全被找工作或考研压迫得那么厉害。另一方面,希望大学的人文环境更好一些,人文教育对学生的滋养更多一些,这对年轻人的一生都有好处。不管是什么专业的学生,都需要这种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现在人文精神的重视和培养确实太匮乏了,有条件有机会应该尽量给那些孩子多一点人文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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