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充闾谈枕边书

访谈 2020-09-22 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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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岁到十三岁,您读了八年私塾,还记得那时候的读书感受吗?

王充闾:往事如烟如梦,于今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和书卷结下了不解之缘,像明人于谦说的:“书卷多情似故人”。见到书就爱不释手,从来没有厌倦的时候。由于天天都要背诵,强化了记忆本能,也开发了记忆功能。直到现在,许许多多诗文仍然牢记心中。即便从来未曾寓目的,比如一首古人的七律,反复读上三两分钟,也能大致不差地背诵下来。

您的记忆力超强!但是也有人认为,进入信息时代,搜索引擎和硬盘代替了“人肉记忆体”。这种记忆能力已逐渐失效,您怎么看?

王充闾:这种认识,我不敢苟同。“心之官则思”,头脑的思维功能,要靠记忆对感知提供经验。读书学习须以记忆为基础;没有记忆,学习过程就会像“熊瞎子擗苞米——随擗随丢”。通过记忆,人们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能力,也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记忆可使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与现在连成一个整体。没有记忆,一切心理活动、智慧积累,都将化为乌有。如果一切都仰赖于搜索引擎和存储硬盘,那还能谈到个性心理特征、独创性与创造性吗?而且,记忆是想象与联想的出发点;想象与联想则是恢复、重组、升华、定位既有信息、知识的过程。记忆力下降了,想象力、联想功能必然随之而弱化。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越丰富,知识面越宽广,联想、贯通的能力便越发达,可供联想与贯通的对象就越丰富。如果脑子里空空如也,一切全靠引擎搜索来提供,那还怎样进行创作与研究?一个只靠电脑操作来从事创作与研究的人,岂不沦为一架会编组的机器!

当年所学有哪些内容?今天看有些什么价值?

王充闾: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像“四书五经”《左传》《庄子》《楚辞》《史记》《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些经典不用说了,即便是那些童蒙读物:“三百千千”、《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也都有一定价值。特别是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德育,注重人格、品性与道德自觉,强调从蒙童开始就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和生活习惯,大至立志做人、为国尽忠、齐家孝亲,小至行为礼节,连着衣、交谈、行路、视听等都有具体规范,成为我国教育的独特传统。朱光潜先生说过:“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

您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王充闾:常读《四书集注》《老子》《庄子》《诗经》《反杜林论》《史记》《汉书》《古文观止》《聊斋志异》、唐诗宋词、鲁迅著作、《钱锺书论学文选》《中国哲学简史》等。

当下大家也很重视国学启蒙,您如何看待这种“国学热”的现象?

王充闾:近年来,“国学热”及与之相伴的整个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普及,作为民族之根、文化之源,涵盖了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中华文化之精髓,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根基所在。当前需要强调的,一是国学的研究和发展不应是热闹一时的短期现象,而应该长期持久地坚持;二是国学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实践的、理性的过程,今天进行研究与继承,应该立足于现实,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重建符合当代需要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以提高国民素质、提升民族精神;其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存在许多可以直接或间接对接的方面。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天人和谐、系统思维、辩证理性,以及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知常达变、革故鼎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等,不限于本民族,对于整个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都可提供有益的启迪与借鉴。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王充闾:我的枕边书很多,像《世说新语》《东坡志林》《容斋随笔》《浮生六记》《聊斋志异》《随园诗话》《廿二史劄记》《耕堂劫后十种》《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等。它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能带来愉悦,成为一种精神享受。诗人戴望舒说过:“要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前明月枕边书。”清代书法家王梦楼自题一副对联:“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观花。”而且有助于放松身心,消闲遣兴。唐宋之交的李九龄写过一首七绝:“乱云堆里结茅庐,已共红尘迹渐疏。莫问野人生计事,窗前流水枕前书。”当然,读枕边书绝不止于消遣与愉悦,其中还大有意义在。鲁迅先生习惯于“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他说:“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多读阙疑,博览益智。我喜欢以下三类枕边书:知识含量高,特别是于创作、治学有直接教益的;篇幅短小,文笔优美,而且易记适用的;有情趣,有兴味,引人心神愉悦或者发人深省的。

您眼下所读的枕边书是?

王充闾:我曾着力研读过“前四史”,主要是精读原著。近期读了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获益颇多。作者不仅勘核了正史中一些史实谬误,还就有关专题作综合性分析,比如关于《后汉书》,就“东汉尚名节”“东汉废太子皆保全”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等大量专题,分析得丝丝入扣,有许多独到见解。《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一文中讲:“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位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剖析得十分透彻。

从读枕边书中获益还有一个显例:《后汉书》作者范晔评论名将马援时指出:“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则能恕,自鉴其情亦明矣。”意思是,他指点别人如何免灾避祸,十分高明,自己却无法远离谗言嫌隙。莫非是身处功名之际就束手无策了?对于此论,我过去深以为然;待到读了孙犁《耕堂劫后十种·曲终集》中论述:“功名之际,如处江河漩涡之中;即远居边缘,无志竞逐者,尚难免被波及,不能自主沉浮,况处于中心,声誉日隆,易招疑忌者乎?虽智者不能免矣。”深受启发:是呀,知人论世需要揆情度理,不应求全责备。读史,主要是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洛赫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王充闾:我读书,习惯于把自己摆进去,作换位思考。如同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所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载体,文史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全都仰仗于人物的现实参与。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并非死掉了的过去。它这头连着作者,那头牵着读者。所谓“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正是后人的心灵介入。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审视、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活着的人的灵魂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灵魂深处、人性底层加以省察、比证,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王充闾:我一直想见见孙犁先生,但没有机会,知道他深居简出,恪守“文者寂寞之道”,因而未便致信打扰。2002年获聘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原以为津门拜见天赐良机,没想到先生当年就仙逝了。曾经激赏他的诗体小说,陶醉于形神兼备、如诗如画的人物景观描写;更喜欢他晚年的文笔老辣、情感节制、韵味清醇的《耕堂劫后十种》,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雅致的风格情调,在当代文学中独张胜帜。先生视富贵如浮云,淡薄名利,自甘清苦;而于古代文史情有独钟,且多有创见,我很想能亲承謦欬,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学问;同时,亟欲趁便探索与揭橥他在经历了家国与人生的伤痛之后的精神世界。他的情怀云淡风轻,有如清冽的山泉,却又显现一种苍凉心境,有特殊的张力,常人不易觉解。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王充闾:我想选定《庄子》《论语》《世说新语》。它们都有足够的思想深度、精神蕴涵,意境超拔,情文双至,可以百读不厌,每番解读都能获得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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