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丁东亚vs谢伦故乡是生命的底色写作是为内心获得安宁

访谈 2020-09-24 09: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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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尽铅华的文字更耐读,更有滋味,也更经得住时间的淘洗”

丁东亚:谢伦老师好,相识快四年了,期间读了您很多篇作品,印象中,您的散文很多是以故乡为背景,且总是站在“离乡人”的立场,从生活感悟和心灵需要出发,记录枣阳地区的农村生活,之前的散文集《黄昏里的山冈》是,最近出版的这本《一些被风吹过的事物》亦是,从文本中感伤的情思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可以看出您是怀旧之人,对故乡是如此热爱。就写作而言,故乡对您意味着什么?可否在这里谈谈您的故乡?

谢伦:东亚好!其实“故乡”是一个温暖的话题,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因为那里曾有着我最纯真、最美好的童年。我老家在襄阳枣南,属鄂西北地区。枣南的地貌很特殊,一半是绵延的丘陵,一半是黄土高冈;丘陵与高冈交接处是一条发源于随州大洪山深处的倒淌河——滚河。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就坐落在滚河北岸。北岸是一块狭长的冲积平地,阡陌纵横,土地肥沃,主产小麦、棉花和稻谷,也种红薯、花生、玉米等杂粮。村前过河就是磨盘山(又叫南山、猪婆山),山上一尽的青石红土,石头浑圆光秃如和尚脑壳,长很少的树木,却矗立着一座寺庙:皇村寺庙。记忆尤深的是村口及堰塘边有好几棵老皂角树,几棵枝丫乌苍的乌桕、古槐,记得从前村人教训孩子们,说那些树是“神仙”树,是土地公的住场,小娃子可不能攀爬,但老鸹、鸦雀却喜欢在上面做窝,窝比筐篮还大。冬天里,北风从后冈上刮过来,鸟窝就左摇右摆,要掉不掉,而树下就有了跺脚缩头的孩子,为的是等那窝摇散架了,哗啦地掉下来,能捡起一筐好烧柴。最早时候,村口只有一条牛车土路,那条路是沿着河岸通向街镇、通到县城的,叫官道。一到双日子的热集,就见东冈那边唐湾、兆湖、乌金的人,南山里长石、李楼、个家庄的人经它去吴家店赶集做买卖。我们坐在堂屋的檐下即可看到他们赶猪、牵羊、挑担,听他们高喉咙大嗓地喊相熟的村人说混账话;如果碰到阴雨天,他们走路的姿态就变得醉汉一般滑稽,深一脚浅一脚,猛然就有谁哎呀摔一跤,娃儿们就嗬嗬地鼓倒掌,狗也会跟着汪汪叫两声。常有路远的口渴了要到屋里讨碗水喝的,腿走累了要坐在门前树荫下歇息一气的,听他们说口气音调和我们不太一样的话,说和我们这里不太一样的事,我们就感觉新鲜、稀奇。村里人遗憾的是,这条官道上始终没走出一个像样的官人(最大的官儿,也就是村支部书记)。若是有外地人来,村人们的虚荣心又会促使他们没边地夸谈,说当年光武帝刘秀起兵,就是从这条道往西上的狮子山啊!

因为年少时家境贫寒,诸事不如人,我上十岁就已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感受到了生存的卑微和艰难;也因为母亲多病(经年卧床不起),几死几生,又使我过早地关注到了生与死。可以说整个少年时期,我都是在忧虑、忧郁中度过的。我害怕村里死人,那时春节期间要是看到谁家门檐没贴对联,或是贴着黄色、蓝色的对联,我就赶快绕开,不敢去正视那个“死”!事实上,故乡留给我的有贫穷、愚昧和痛楚,有家族大户们的白眼和羞辱,但那些曾经的磨难早已融进了我的骨肉,像记忆中同样多的温情与美好一样。它们已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丁东亚:您的很多散文,故乡的存在多以特定“人物”呈现,且有着相应的谋生“职业”,如兽医站的快刀吾、放蜂子的老陕、烧窑的张窑匠、铁匠孙五、做豆腐的阎老西儿,等等等等,可以说构建了一幅故乡人物图谱,事实上,阅读过程中,时常会觉得是在读小说(他们实在是更像小说里的人物),对“跨文体”写作,您个人怎么理解?

谢伦:一个人对故乡的记忆与怀念,也就是他对故乡人的记忆与怀念吧,没有人物的故乡大约是不存在的。我们村先前六十多户,三百多人,后来(上世纪的70年代初)合村并队,又把我们村和村周围的王家湾、河套、个家湾三个小庄子合并到了一起,村里的人户一下子就增长一倍多。古话说,人上一百,各样各色。五六百人是个不小的群体,粗看都是下田干活,端碗吃饭,没啥区别,细查却各有不同,精彩都在幽微处。作为一个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点滴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我先前出版的散文集《黄昏里的山冈》里,曾写过其中的十几个人物(现在他们大多都不在了)。我的体会是,村庄是靠人物来支撑、来延续的,把人物写活了,村庄也就活了,人物是村庄的魂。

散文追求真实,但一味追求真实,可能所谓的“真实”已变异,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我在书写故乡人物的过程中,在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把握上,遭遇过不少困惑,可说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也曾一度想放弃。转机是某日读到废名先生的作品。他的小说其实完全可以当作散文读,散文亦可当小说或诗读。汪曾祺的作品也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里有“文无定法”、“文成法立”的说法,这使我突然悟到写作应该从传统文学中汲取养分,把故乡人那种骨子里的东西(精神)呈现出来。我开始书写故乡系列人物的时候,“跨文体”的提法还不像现在这么火热,作品写出拿给几个朋友和老师看,获得了认可,我此后就又写了一批,挑了其中的几个手艺人收在散文集《一些被风吹过的事物》里。它们读起来的确有点像小说,这算不算“跨文体”,我不知道,但文学要的是品质而不是形式,毕竟形式是可以创造的,就像《史记》,既是史学也是文学。

丁东亚:倘若一个作家把自己的写作局限在某一题材或类型的写作,局限性会不言自明。周晓枫将自己的写作定义为不断的“试错”,谦称自己是个“由缺陷构成特点的写作者”,她的意思当然是创新,即义无反顾突破既有的、被流行观念固定的疆界。您的写作是否也经历过试错过程?散文写作多年,您理想中的散文是什么样子?

谢伦:周晓枫是一位有着很高辨识度的作家,她那一贯之的细碎、绵密、繁复、陡峭、尖锐、强烈的叙述风格,极具铺排性、纠缠性,有时候读得你脑仁儿疼,忍受不了,却又欲罢不能。文学的千姿百态大概就体现在这里吧!就像当下有些歌手的说唱饶舌,有人说是垃圾,而另一些人却如获至宝。我以为不必那么极端,不管是哪种写法,传统的非传统的,在场的不在场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到位的表达才是关键。一个聪明的写作者,是不会将自己永远局限在某一驾轻就熟的框框之内的,这不仅是观念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敢不敢的问题,当然若创造力跟不上那另当别论。周晓枫有着非常才华,有底气,所以也勇敢,敢于“试错”,敢于探索和不断去突破自己,去拓展散文表现的新疆域,能取得成就是很自然的事。我当然也有过“试错”的经历,写作就是要不断的尝试,虽然自身的艺术造诣还欠火候,“试错”总也小心翼翼,但还是会继续“试错”,继续突破。我理想中的散文是朴素家常、平和冲淡、及物又及心的那一类。这可能跟年龄有关系。感觉质朴的洗尽铅华的文字更耐读,更有滋味,也更经得住时间的淘洗。

丁东亚:其实很多作家写到有关河流的作品,如张承志《北方的河》,其中的黄河,是我们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象征物,他将之意象化为生生不息的阳刚文化特质和精神意蕴;徐则臣的《北上》,书写的是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作品跨越运河历史时空,不仅探究了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且探讨了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可谓一部百年大运河的精神图谱……您散文中的“滚河”与“大沙河”也一定有着独特的深意,它们对您有何重要性?

谢伦:位于鄂西北的枣阳市境内有两条河流,一条是枣南的滚河,一条是枣北的沙河,我是在枣南的滚河边上出生并长大的,二十岁上离开家乡到枣阳县的工艺美术厂,美术厂也刚好建在沙河边上。我一生热爱河流,没有离开过河流,这是上天赐予我的福祉,我自当珍惜。现在我在汉江边讨生活,与汉江朝夕相处。

河流总是很美的。家乡滚河的美,是在于她发源于逶迤绵延的大山之中,支流多,水量大,儿时还经常看到有一节又一节的木排从上游漂下来,打我家门口漂过,大人们说那是从随县的大洪山、霸王山、展旗山过来的,是要漂到下游的吴家店,或过吴家店再往下到熊集、襄阳。只可惜这种过“漂排”的景象如幻影一闪,很快就消失了,再没有见到过了。山里没木排漂了,似乎河水也跟着变小。好在打鱼的船家还是有的。印象中沿岸村庄总少不了三两个打鱼的人,特别是带着鱼鹰子的小挑船,听他们早晚在河面上来去吆喝,用胳臂粗的竹竿拍打水面,岸上的人家倒不寂寞。

农村里的孩子干活早,五六岁就开始,下学第一件事是放牛、割草。我们村最好的放牛场就在河滩里。滚河的河滩面积大,一个滩挨着一个滩,它们周围要么是密匝匝的树林,要么是茫茫的芦苇荡子,不担心牛会走丢。我们村那一拨儿男孩子有十好几,牛也多,一喊叫要去放牛呀就成群结队。特别是夏天,一场雨后河滩里的青草疯长,孩子们只需把牛牵到河滩就可以撒手不管了,只顾自己下河去耍,分队伍、打水仗,玩得昏天黑地。现在回想起来,是滚河使我的童年天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发扬,在那里发生的有关于成长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沙河也和滚河一样,沙滩多,而且宽阔,不太一样的是没有茫茫的芦苇荡,却有着一片连一片的几人高的杨树和柳树,顺着河流,一眼望不到边。说起来,其实我在沙河边的生活还不足三年,日子不算长,但却经历了两个大事件,让我终身难忘且终身疼痛。一个是在我到美术厂的当年盛夏,因为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大沙河东面(也叫东沙河)的杨柳林里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火,记得为了灭火,还惊动了当地的驻军。惊天动地并不仅仅是指火大,是大火烧死了几个人。这些我在《大沙河》那篇散文里写过。我要说的是,过去我家门前的滚河也死人,年年死人,可不知为何,似乎都没有那一次受到的震撼大。而且更大的震撼,是接下来不久,我在美术厂的好朋友被一个因爱而疯狂的疯子杀害,而这个疯子,也是我朋友。我是带着巨大的伤痛离开工艺美术厂和大沙河的。离开的那天,我特意又到县文化馆(那个疯子的单位),到东沙河雷家坳子那片被大火烧过的沙滩上(朋友被杀之地)转了一圈,沙河水流淌依旧。我一直觉得所有的河流都是有神性的,也都隐藏着有关于人的巨大秘密,这秘密不可言说,一旦我遇上了,那就与我有关,与命运有关了。

扎根人民,才能写出真正反映

群众心声、凝聚人民力量的作品

丁东亚:新散文集《一些被风吹过的事物》序言中,您说回望故乡是疼痛的,这里似乎别有深意?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深入推进,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您如何看待当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发展?

谢伦:也不单单我吧,但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长大,后来又进城生活的人,在回望自己的出生地时,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疼痛感的。一方面是当时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是“一切向钱看”的理念使得一些人盲目引进各种急功近利的污染项目,导致自然生态遭到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破坏,乡村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固有的山河风貌花草树木被损毁严重,伦理秩序失范,道德价值溃败,物质精神家园的双失守……记得是在2008年,我陪新华社记者回乡做“三农”调查,看到老家的滚河沿岸建了不少的造纸厂、塑料颗粒加工厂,回收的破塑料瓶、塑料袋堆积如小山,风一吹塑料袋满天乱飞,滚河水都变成酱黑色,水上面漂浮着黄色的泡沫,空气是臭的,灰尘落满庄稼。可以说,那段时间,村里村外到处都呈现着一种积重难返的病态。我心里恐惧,隐隐发痛,不光是对家乡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痛,还为家乡人在那个时期的疯狂欲望、病态心理而痛,甚至还包含对自己人生过往的些许怀疑、惶惑所带来的不知所措的痛。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正是因为我有过以往的这个痛,也就特别能体会和感受到十八大以来,农村所发生的一系列有目共睹的辉煌巨变。现在的农民不仅改变了过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改变着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心灵世界。自然生态得到快速恢复,环境越来越好,宜居,即便是住在深山的人,生活水准也在大大提高;尤其是人的精神面貌即人心也逐渐回归到传统道德、回归到人性向善的本源上来了。我以为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是最要紧、也是最鼓舞人心的一个变化。我是电视新闻记者,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将这些变化过程中的华彩乐章,通过我的镜头一一给记录下来,传播出去。今年是扶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攻坚力度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我坚信,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到最后上下齐心把还落在后面的、极少数极贫、极困的贫困户再拉一把,“精准扶贫”便会进一步精准到位,如此,人人衣食无忧,住城里人一样的坚固敞亮的房子,过上小康生活,将不再是梦想。

丁东亚:7月15日,中国作协召开“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呼吁作家扎根火热生活,以现实主义精神书写日新月异的当下经验,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开拓农村题材写作新境界,您的这篇即将刊发的《大薤山记》,无疑是对会议精神恰逢其时的呼应,是什么促使您有此创作念头?

谢伦:应该说是机缘巧合吧,并没有刻意为之。事实上这几年我写过不少新农村题材的作品,大多是在我们地方的报刊上发,《大薤山记》只是其中一篇。“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已有六千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稳定脱贫,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作为记者,多年来我一直在扶贫攻坚最前端,亲眼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看到过去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很多人,现在一个个都成了养猪、养羊、养鸡、养牛的专业户,成了园林果木种植的能手,合作社种粮大户,住上了楼房,开上了小汽车;看到先前窝在深山沟里的那一个个风雨飘摇的、破败的村庄,如今变成了美丽的新农村或风情小镇,内心感慨又激动。那些脱贫的人们无疑是新时代的新人,有着崭新又丰富的新时代表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我。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忠实地表征着社会之变,面对如此巨变中不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我想以一个作家的姿态,去做一个在场者、参与者,用文学的方式更深层地挖掘和呈现,争取写出更多真正反映群众心声、凝聚人民力量的作品。

丁东亚:的确是这样,新时代的“新人”,在新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的是新的内涵,是新时代最鲜明的表征。《大薤山记》中,您深入大薤山红军村、苏区村、断石口村,记录了脱贫致富政策下大薤山人们的生活改变,写得深情又节制。我知道您在完成初稿后,又一次深入大薤山实地走访,可否分享下期间的经过?为何最终择取王军宝、老逢和姚达富等作为书写对象?

谢伦:《大薤山记》其实去年春就完成了,但写得不够好,何子英主编给退稿了,意见是写得太粗糙,还没完全走进现场;村庄、人物细节不足。说实话,我的确是没走进去,原因是像往常一样主题先行,走马观花,采访也是根据主观需要,一问一答,蜻蜓点水,完全把文学的书写等同于专题性通讯报道了。

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第二次我不再限定采访的具体时间,也不再跟当地宣传部门打招呼,而是独自带着干粮背着包包去的。采访是随机性的,走村串户,遇上人就问声好,套近乎,跟人家拉家常。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是驴友。在苏区村的一个村道口,和一个大爷聊了一上午;在红军村见一个妇女在屋檐下掰包谷,我也帮着掰,不过才掰了几个,她却死活不让走,要留下我吃饭。碰钉子的时候也有,去背梁看一个养羊专业户,他新盖了一个大羊圈在背梁山的半山腰里,没想赶上他跟他老婆正忙着给羊群打预防针,百十只羊子咩咩咩叫,有点儿乱,无论我怎么恭维讨好,他俩就是不搭茬儿,烦了还皱眉板脸跟我翻眼。再就是我文中写的那三个人物(王军宝、老逢、姚大富),为找他们也是很费了一番周折。因上次采访,他们都知道我是记者,这次不知为何不愿见了。我只得采取守株待兔之法,在他们各自的家门口等,好不易抓到一位,却不让写,说写那有啥意思?丢人巴撒的,不能写,还说要是在报纸或电视上看到了要找我扯皮。到苏区找老逢也没找到,说是到谷城去了(估计也是故意躲我)。他邻居倒是亲热,说起老逢来一套一套儿的:老逢不简单、老逢不容易,说好说赖,说成说败,反正话里都是老逢。好在很多村民只要听到我是旅游观景的,大多愿意交流,说儿女、说生活,说收成,三句话离不开脱贫致富,高兴了连家里的账本都拿给你看。这些看似细腻的生活涟漪,汹涌的却是时代的缩影,我都默默记下。三个村子来去用了五天时间,大大丰富了我的写作素材。尤其是无意之中听来的反映老逢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幽微细节,市井风语,既风趣又感人。

其实把姚大富、老逢和王宝军作为最终的书写对象,我也是经过反复斟酌考虑的。王军宝是一个在各个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年过五十的光棍汉(红军村像他一样的光棍汉有二十几个),姚大富是拿着楼房都不愿住的“易地搬迁”“钉子户”,老逢不但实现了自己勤劳致富梦,还影响、带动了其他村民共同发财,他们在众多的已经走出贫困的人员中,是比较典型的一群,有一定的代表性。写出他们各自当下的生活境况和心声,是对扶贫攻坚取得的成绩的真实呈现。这三户人家如今都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打心底感谢党和政府。文学都是关照时代、回应时代、表现时代精神的,而一个作家的责任意识,质疑意识,也该体现在这些方面。作家也应该是批评家,是社会的眼睛,这双眼睛不仅要看到成绩,更要能看到存在的问题,且要深入,发现它,并写出来。俯下身子,多听听百姓的说法和想法,我以为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具有的道德良知和社会担当。

丁东亚:贾平凹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的发言稿中说: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对我们是一种考验,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写出的应是思想认识上具有价值的和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作品,而不是粗糙的、浅薄的、投机虚伪和概念化的作品。您对新时代农村题材写作有怎样的体会?

谢伦:“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对我们是一种考验”,这话说得真好,我们有相当部分的写作者还真是被“考”住了!回忆近几年有关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作品,其实并不算多,无论小说、还是诗歌,一些作品并没有真正触及到乡村灵魂内容。究其因,还是写作者对今天变化万千的新时代乡村缺乏足够认知和深入实践,将几十年前乡村的写作模式概念化套用到当下,然而,乡村在变,乡村的人也在变,可写作者的思想没变,新事物,老模式,老语言,形成里外两张皮。中国作协这几年一直在反复倡导作家们要“深扎”,猛一看像喊口号,实际真不是,实际你不“深扎”还真就写不出来,即便硬写出来也一定是“套路货”,不会有新东西。所以作家要想深入生活,写出好作品,必须像沙漠里那种叫梭梭的灌木一样,主根深扎到地下水层,才能寄生出珍贵的药材肉苁蓉,因为梭梭根系的深度,决定着肉苁蓉的品质。

“乡土是写不尽的,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丁东亚:我知道您兄弟姐妹众多,幼年家庭贫困,可谓是衣不御寒,食不果腹。海明威曾说,“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您同样有着这样的经历,曾因望着别家孩子的美食显出馋遭到父母惩罚,然而,在您的散文中,有关童年的记忆,却处处有着美好一面,《乡之味》中的野菜、头面贴锅馍馍、一枚鸭蛋等,对您而言都是一道道美味。您如何理解自己的童年之味?

谢伦:年过五十的人有个显著特点,就是近的记不住,远的忘不了。我童年是在滚河边上度过的,后来长大走进城市。但是城市对我来说似乎永远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所在,楼头街角,日月浑浊,现在我每天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在干什么,或者干了些什么。可回过头去,故乡的诸事却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前不久,我读到一位乡土作家(名字忘了)的回忆文章,他说他在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可是某天忽然发现,原来他一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身后拖着的那一条长长的脐带子,并没有被接生婆的那把剪刀咔嚓剪断,竟然还一直和他曾经生活过的故乡扭结在一起,和他的童年扭结在一起。起因是他发现手中的那支笔越写越温暖了,写中年写青年的城市生活都是身心俱疲的苦难叙事,最后写到童年时苦难没了,剩下的只有温馨甜美的回忆。可事实上呢,我们在那个年代拼死拼活地要拼出乡村,恰恰就是乡村太苦了,要逃避苦难,逃到城市里去,城市里才有好吃的、好喝的、才能穿上漂亮衣裳。后来他说他想明白了:我的童年乡村在我的文字里是美的,在我的灵魂里却是不忍面对的(大意)。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也非常震撼,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之所以认为故乡是温情的,只不过它存在于远方,在几百里甚至千里之外。我们身在城市,现实中生存的压力、繁杂喧嚣的滋扰迫使我们的目光要朝向故乡眺望,朝童年眺望。因为现实地理位置的远,还有已经远去的时间的远,距离与时间是一个大纱网,能过滤掉许多东西,于是在眺望中我们的目光无形中就变得温和了,心也柔软了,那么即便童年里是衣不御寒,食不果腹,童年生活里所历经的一切,也仍然是值得珍惜、值得怀念的。

一个人对故乡的眺望,对童年的回忆,基本上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即便文字写的是物、事,表达出来的仍然是精神,精神层面要远远大于物质层面。人为什么总是不断地要回到故乡、眺望童年,不断要去怀念那个贫穷时候的粗茶淡饭呢?我想可能就是怀念儿时的那份纯真、那份干净。而人一生最干净、最纯真的时期就是童年。

丁东亚:青年时期,您凭着天分和勤奋,在画画上崭露头角,进入了当地的文化馆工作,之后接着考入美院,毕业后分配到电视台,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广告制作人,并获奖无数。画画和广告制作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谢伦:我学习绘画很早,小学四五年级时就给大队部画过展览。高中时期比较迷,是一心一意想考美院。结果考了几次没考上(老是英语拖后腿),后来读的是三年制中专(襄樊工艺美术学校),专业是工艺美术造型,但这个专业我不感兴趣,平时用功最勤的还是油画(偶尔也画画水彩和水墨),做一个油画家是当时我唯一的梦想。幸运的是一开始我创作的油画《历史的记忆》就被选进了湖北省美术专业应届毕业生绘画展。毕业后分配到电视台,说是来当美工,谁料电视台根本不需要一个专业搞美术的人(用不上),只能当记者,为此我还很是苦恼过一阵子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地方电视台不像省级台、中央台分工那么清,记者都是万金油,新闻、专题、广告,碰到什么干什么。可能因为我是学美术出身,特别喜欢广告的创意设计。之后台里成立广告部,我就到广告部做了专业的广告策划和拍摄制作工作。当然,十年辛苦,也收获颇丰,作品获得过全国电视产品广告、公益广告创意年度大奖(由中央电视台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举办)银奖一枚,铜奖两枚。1996年获奖的那支广告片还被推荐到法国戛纳参加第四十三届戛纳国际广告节。说到职业对写作的影响,或许是在画面感和纵深感上,毕竟广告制作也是艺术的一种。

丁东亚:1996年您的获奖广告片入选法国戛纳国际广告节,并获邀参会,37天行程里,您周游了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摩纳哥等欧洲诸国,回来后写作了系列旅行游记,其中的《德国三章》在《散文》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国内散文界的关注,为何此后的写作没有在游记这一主题上延续?

谢伦:其实这方面的创作我还真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写了多少篇不记得了。除了《散文》杂志上的那篇,还在《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文章写得很长,即所谓的“历史文化大散文”。这或许也算是我散文写作的一种尝试吧。只是到一个地方,写写当地的域风情,翻翻历史旧账,借古人酒杯,浇今人块垒,或再去忧国忧民一番,发人“深省”一下,写多了,似乎就成了“套路”。写作的快乐,就在于它的未知性,我们的生活那么丰富,如大江大河奔腾不息,何必要拘泥在这么一个小溪流里来回地打转转呢?之后我便把目光从那些迤逦的风光里收回来,返身向后,开始回到内心和故乡。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不一样的,故乡也是不一样的,就因为有这个“不一样”,它才是独一的,有属于自己的书写价值。当然,要写出这个独有的价值并非易事。不管以后能不能弄出点响动,但乡土书写,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丁东亚:很多散文作家随着见识增长,写作却越来越难以为继,激情退化显然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素材择取和自我重复问题,从阅读您此前的作品来看,您的写作在探索和尝试中有着无限可能,您将如何保持自己的写作状态,并使自己的写作越写越开阔?

谢伦:当下乡土题材的散文创作,激情退化、难以为继、自我重复等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老作家,更严重。我个人认为自我重复跟作家的见识增长没直接关系,跟书写题材及素材单一等等关系也不大,倒是跟激情退化所导致的懒惰有关。乡土写作历近百年,作家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等,其实书写的素材还是那些,书写对象也没有太多变化,却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精彩。所以说,乡土是写不尽的,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现在社会生活如此丰饶,变化日新月异,我觉得只要贴着人和物去写,就会有变化,有变化就是新,有新就会超越以往的作品,就会有价值,写作状态自然也会越来越好,疆域也会越来越宽阔。写作到最后,拼的不是技术,而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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