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谢忠厚一位抗战史专家的40年求索

访谈 2020-09-25 0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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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82岁高龄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推出了一本新著——《河北抗日战争史》。

26年前,谢忠厚25万字的《河北抗战史》曾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而今,他又用54.9万字的《河北抗日战争史》,开拓性地从民族抗战和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视角,以及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广阔视野展现了河北14年抗战全貌。

他曾在不惑之年,从行政岗位上主动申请到省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他退休21年,仍进行多项拓荒式研究。治史40年,谢忠厚在贡献诸多开拓性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默默地书写着一位抗战史专家的40年“抗战史”。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他,又是什么支撑了他?

“40年的研究从没脱离过河北抗战史”

【“审视抗战历史,聚焦抗日斗争与民主改革的关系,揭示决定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力量演变与战后中国前途的内部动因。”在《河北抗日战争史》的红色书封下方,有这样两行字,字号不大,但就为这句话,谢忠厚会同几位老同行反复推敲了两个多月。

虽然仍有4本书即将付梓出版,但谢忠厚却把《河北抗日战争史》看作自己40年研究思想、研究资料到研究结论的积淀,是事实上的“收官之作”,尤其字斟句酌。】

记者:1994年您曾写过一版《河北抗战史》,这版《河北抗日战争史》算是重修吗?

谢忠厚:这版更确切地说是重写。

当年的《河北抗战史》是25万字,只能说是依据所掌握的档案资料和认知水平,对河北抗战的目标、历程、贡献和经验,做了力所能及的分析和阐述,只是初步的入门之作,一本简史而已,且有些不如人意,早已绝版。

而最新的这部《河北抗日战争史》共54.9万字,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整体架构和基本内容上,有了较大的丰富和改善,更厚重,更完整,更体现了学术性、说服力。

记者:有抗战史专家指出,以省份命名的抗战史著作,1994年版《河北抗战史》不仅在河北是第一部,在全国也是第一部。因此说您在省域抗战史领域“有开拓之功”。为什么省域抗战史不好搞?

谢忠厚:以河北为例,抗战时期,河北地跨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三大根据地,包括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太行、冀南、冀鲁豫、冀鲁边(渤海)八个战略区。按当时的行政区来说,涉及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河南、山东、辽宁等数省。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河北地域作为整体抗战单元的概念都不是很清晰。

上世纪80年代,史学界普遍关注的有晋察冀抗战、晋冀鲁豫抗战,或冀中抗战、冀南抗战,但还不存在什么河北抗战这个概念,这个研究领域少有人关注。

记者:您为什么要关注河北抗战史?

谢忠厚:我研究河北抗战史是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察到,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向河北抗战史拓展,从地域上,就是拓展到了晋冀鲁豫和山东抗战,乃至华北抗战;从时限上,就是拓展为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因此,河北在中国抗战史上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典型,应当有一部这方面的专著问世。

记者:但事实上您写了不是一部,而是两部。您今年82岁高龄了,《河北抗日战争史》从立项到出版,前后用了七八年,为什么年过古稀之后,还非要再写一本《河北抗日战争史》呢?

谢忠厚:近年来有关河北抗战的研究,已有了不少新进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另外河北抗战史研究也急需跳出狭隘眼光,从民族抗战和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视角,以及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广阔视野,来展现河北14年抗战整体画卷。

撰写一本新的《河北抗日战争史》,其实早在15年前,我就动了这个念头。当时,河北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要出版发行一部《河北抗日战争综录》光碟,提出要以1994年版的《河北抗战史》作为其主体部分,再增加一些更全面的内容,但因为当时我在搞别的研究腾不出时间,只能在原书中,硬插进了细菌战和毒气战各一章。2013年下半年,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修订《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一卷,我承担第三编抗日战争时期。这都促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搞成一部全面阐述河北14年抗战的完整史卷。

记者:为什么《河北抗日战争史》被您称为40年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史的沉淀之作?

谢忠厚:《河北抗日战争史》资料的搜集、思路的成型、体系的构建贯穿了我从史的40年。

从开始历史研究的1980年起,最初10年,我集中全力研究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史。后来,以研究河北抗日战争史为中心,将研究领域向晋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扩展。1999年开始,也就是退休以后,用了12个年头,重点于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和日军“北支”(甲)1855细菌部队研究。继而又以10个年头,进一步深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和河北抗日战争史研究。

可以说,我40年的研究从没脱离过河北抗战史。

记者:有专家认为,“抗日与民主”是您在《河北抗日战争史》特别强调的一个见解,对深入解释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这怎么理解呢?

谢忠厚:在治史理念上,我有两句话:抗日战争与建立新中国——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枢纽;中国特色革命之路与中国特色建设之路——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之真谛。

抗战是一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也正因此,学界一直以来更多地强调了民族抗战的一面,而对中共抗战“革命”的一面却有所忽视了,这是不全面、不公允的。抗日战争不单纯是以抗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独立的问题,更不单纯是武装斗争问题,它还伴随着争取民主和改善生活条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的复杂斗争和广泛内容。所以,这部《河北抗日战争史》的主旨和重点,放在进一步将河北抗战作为中国抗战和敌后华北抗战的一个缩影来研究,作为在抗战中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创造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的一个典型来研究。

“调查和还原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

【201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某次座谈会上,一位民间历史爱好者发言时观点片面。一向温和的谢忠厚当即拍案而起,旗帜鲜明地讲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老人翔实而全面的现场论述,使得那位民间历史爱好者为之折服。

在最新出版的《河北抗日战争史》,谢忠厚增设与拓展了国民党在河北抗战的章节及篇幅,在力求充分、公允、准确的同时,以让读者透过史料,深刻体会国共两党力量演变与战后中国命运的内部动因,从而纠正歪曲、诋毁抗战历史的某些错误偏向。】

记者:您今年82岁,研究抗战史整整40年,从42岁才开始历史研究,算不算半路出家?

谢忠厚:是,但也不完全是——我大学所学专业和抗战史研究有关联。

1961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后改称国际政治系),学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本来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是要搞理论研究的。但“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常分配,我先后在初中、高中当过教员,又在县文教局、县委宣传部、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一转眼就是15年。

可我的志向不在仕途。1980年,我主动申请调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记者:为什么要从核心机关往学术口调啊?

谢忠厚:我想干回本专业啊。

当时好多人就不理解,觉得好不容易从县里调到省里了,而且那是“当官”的地方,以后当个秘书长多好啊,也有人说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了吧(笑)。但是我想搞本专业研究。

记者:那怎么又搞起历史了呢?

谢忠厚:当时我本意是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可一报到,院长就找我谈话,说院里眼下还没有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已经立项半年多了,急需有人承担,希望我暂去历史研究室,把这项课题做好。我想,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切入,研究中国现代史,重点于抗日战争史,实际上,这不就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嘛!因此,我表示服从安排。

记者:过了不惑之年才转行,专业又不完全对口,工作顺利吗?

谢忠厚:其实那时候心里着实没底,晋察冀边区在我先前学的全部教材中就只占几个页码,加上我毕业后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刚着手也是头脑空空。后来课题组负责人告诉我:这个项目,新中国建立30多年,还没有人碰过,我们从零做起,先打好史料根基,可以开辟一个新领域。我好像看到了前景,也拿到了入场券。

记者:这个入场券指的是什么呢?

谢忠厚:就是原始史料。

从1980年开始搜集晋察冀的资料,我和课题组的同事用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一直泡在档案馆、图书馆里,几乎没休过周六、日,从早到晚拿着放大镜,在数以万计的案卷、图书杂志中寻找资料。刚起步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多了,有一回甚至因为拿不出两三千元的复印费,几十包复制好的档案史料,只能全部封存在人家档案馆里,穷得很!

但正是这些原始史料,为我们一直以来的河北抗战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现在,在治史方法上,我仍然强调,文献整理是扎根基,史料整理是架桥梁。

记者:掌握第一手材料至关重要。

谢忠厚:对。我还有幸访问了很多抗战亲历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多次参加冀鲁豫、冀南、冀中革命根据地史老同志座谈会,直接倾听河北抗战亲历者的回忆、陈述和感受,这使我震撼、感动。

我们撰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时候,访问过彭真、吕正操等亲历者,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看到年轻一代对抗战历史保持着浓厚兴趣时脸上露出的那种笑容。我们的工作,得到聂荣臻、彭真等晋察冀边区领导人的首肯,同时,图书小样还一并征求了30多位二级军区以上主要老同志的意见。

我们可能是有条件直面那段历史的最后一代人,调查和还原历史真相是我必须尽的责任。

记者:您明明1999年就退休了,可至今21年了却还没让自己从学术工作中“退下来”,也是因为这种责任?

谢忠厚:我42岁才开始研究抗战史,60岁就要退休,真是没研究够。我对抗战史,有责任,更有感情。

我生于1938年,从小就是在战火和饥饿中度过的。我的家乡在冀县(今冀州市)西沙乡陈家庄村,是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拉锯地带,日本鬼子时常进村扫荡。有一次我和弟弟在家玩着玩着,突然听到枪声,只见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叔叔家着火了。原来是日本人发现他们家藏着八路军,就放火烧房,墙上打的都是枪眼儿——一直到我上高中时,回村还能看见。

有了这些经历,我对战争的性质和人民的苦难是有切身感受的。

同时,我大学学的专业又让我更加理性地用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中国抗战,这就决定了我的抗战史研究视角——不管是研究什么,我都坚持从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未来前途的视角,审视抗战历史,聚焦对外的抗日斗争与国内的民主改革之关系,考察中国抗日战争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进程,阐明抗战期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深刻变革,向世人宣示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之奥秘。

“无职之后还有责”

【8月28日,借着第二天开《河北抗日战争史》出版座谈会的机会,谢忠厚特意将从事河北抗战史研究的部分青年学者叫到一起聊了聊,希望他们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和题目,能够找前来参会的出版社总编及编辑室主任谈一谈,争取有机会列入出版计划。

谢忠厚说这是他开这次出版座谈会的一点“私心”,因为“一旦课题被列入出版计划,青年学者研究起来就有劲儿了”。】

记者:退休后一直搞研究,您现在的生活和普通人遛弯下棋抱孙子的退休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节奏吧?

谢忠厚:有十多年,除了到档案馆看材料,都是在家里电脑前坐着。每天都是吃完早饭就坐下,一干就是一上午,吃了午饭休息会儿,接着就是一下午,晚上至少还得干到22时——跟大中学生差不多。我精力也算充沛,写起东西来不累也不困,把一件事做成了、研究清楚了,很高兴。

最近三五年,因为书稿主体都完成了,时间上觉得宽松了很多,上午能去打打台球了。我打台球还是刚退休后到北京儿子家住时跟儿子学的,挺有意思,可是原来没时间打,忍着点儿吧(笑),一忍就忍了很多年,最近这几年总算能重拾乐趣啦!

记者:随着《河北抗日战争史》的出版,您是不是可以放松放松了?

谢忠厚:目前不想做别的了,我想把我40年的从史经历写个自传,不想着写大书了。再写还有精力吗?有,但是太费劲了。

我今年82岁了,现在在出版社还有4本书,稿子基本都有了,但到出版还有各种工作得做,也得两年多呢。这样就到85岁了,再写本书至少要5年,也不是不能做,身体可能还可以,但我觉得有点不保险了。

【2015年,谢忠厚瞅着自己多年收集的“好几橱子”资料已经开始褪色,很担心以后看不清,便扛着单反相机,让老伴一页一页掀着,给资料拍照,再把照片存入电脑,忙活了好几个月,却仅仅整理完了十分之一。最终因为身体吃不消,只能作罢。

现在,谢忠厚觉得,储备人才比储备资料更加急迫。】

记者:目前河北红色历史研究发展情况怎么样?

谢忠厚:40年间,我们的研究团队有进有出,但一直共勉共进,共创共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河北抗日战争史、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历史和西柏坡精神、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和“北支”甲1855细菌部队等研究课题,不断开拓、创新,相继发展为河北优势特色学科,处于全国同领域研究的前列,这是可喜的一面。

记者:那另一面呢?

谢忠厚:现在我们的学科发展面临着青年研究力量不足的问题,也面临着一个研究者去世或者工作调动了、一个研究领域就消失的问题。所以,我们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鼓励有志于抗战史研究的年轻人加入抗战史研究,同时为河北地域根据地史、抗战史学科建设制定长期目标和研究规划。

一个学科的确立和发展,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

每当打开藏书和资料,看到我自己的名字,不论主编的,合著,专著,还是论文、本本、篇篇,特别是那一包一包的原始档案复印件,我总有一种感触,作为团队的牵头人,付出了心血,也有苦衷,但一切贡献和创新,归根结底,是与团队集体的进取、研究、创造相关联,离开团队,离开前人,个人孤掌难鸣。在这方面我总觉得无职之后还有责,不能画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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