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颜歌谈双语写作

访谈 2020-09-28 09: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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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颜歌,是2019年万圣节那天在诺里奇。就读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系的硕士班后,她携幼子举家从都柏林搬到了英国古镇诺里奇。那天下午,她带着我逛了大教堂、小镇集市、拱廊街,去河边散步,她说很久没有跟人说过普通话了,感觉颇为奇特,因为她在当地只说英文,和国内的亲友只说四川话。她提到正在为《纽约时报》写一篇讲饭局的文章,后来我有机会找到一读,跟她的母语小说一样,风趣脱俗,是顶尖作家的身段,丝毫没有沾染中国作者在英语刊物发表时常见的窠臼和逢迎。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出了颜歌的代表作“平乐镇三部曲”《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我们家》的英译本The Chilli Bean Paste Clan(豆瓣酱家族)出版后在英语世界也获得了好评;《异兽志》的英译本Strange Beasts of China将由Titled Axis Press推出。借此机会,《上海书评》请她谈谈双语写作的心得。

有些作家在旧作每次重版时,都会进行改动。平乐镇三部曲这次重出,有没有修改?

颜歌:我个人的习惯是如果一个故事正式完稿并且发表以后,我和这个故事的关系也就多多少少“结束”了,所以不太会再回头去重新进入故事里面,一改再改。每一个故事定格的都是那个时候的我的思想状态,私心里也就希望能够保存彼时彼地的自己。但是这一次平乐镇三部曲重出,修订了不少词句,特别是有四川方言的地方在三本书里面的统一。

读《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虽然都是“伤心”故事,但《白马》里那个心眼特别多的小学生,逗我笑了一路。幽默感在你的小说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颜歌:肯定是还挺重要的,我写的英文故事也是有很多很好笑的地方,所以我确信“幽默”是我贯穿了两个平台的语言。如果我不当作家,我大概真的很希望能当个脱口秀演员。恰巧,我很喜欢的脱口秀演员柯南(Conan O'Brien)和我很喜欢的作家扎迪·史密斯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脱口秀演员/作家都是有严重控制欲的人,全是一些掌控狂,前者要控制观众什么时候笑,后者要控制读者什么时候感受到什么样的情绪。那么在所有的这些幽微的人类情绪里面,“笑出来”应该是最直截了当的,也应该是作品里面立刻就会/最早会被读者注意到的。

写老年人和写小孩会不会不一样?因为小孩阶段是经历过的,老年阶段还没有经历过只能揣摩?

颜歌:应该说写所有的人物都是靠观察和揣摩,只不过在自己的经历可以帮助的情况下,观察和揣摩的样本多了我自己,因此表面看来似乎是有利的,但是也有问题,就是很容易把自己的个体感受推想成一种普世的感受,然后在作品中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就反而容易失误。

因此写一些和自己经历很脱节的人物,比如《我们家》的主角薛胜强,一个满嘴粗话的乡镇企业老板;或者《三一茶会》里面的退休老师们,就会加倍勤奋地观察和揣摩,清楚自己的短处/无知,然后小心地避免让这些短处显露出来,最后把作品完成,有一种绝无仅有的满足感。

关于方言的问题,你一定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去欧洲生活后,对方言有没有新的认识?

颜歌:我在想,其实当代的英文小说作家里,很多人都是写所谓的“方言”(vernacularism),比如苏格兰作家欧文·威尔士(Irvine Welsh)写的就是苏格兰方言,以及很多爱尔兰作家比如凯文·巴里(Kevin Barry),也是和语言的关系很亲近。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数都是爱尔兰乡下的落魄人,所以讲的话也是活灵活现的爱尔兰方言。在巴里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博海恩城》(City of Bohane)里,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Bohane方言,结合了各种不同源头的方言和俗语:爱尔兰的Limerick和Cork,古语,甚至西班牙和葡萄牙语。就算是新生代中以写都市大学生生活闻名的萨莉·鲁尼,真要说起来的话,她的人物对话里面也有很多爱尔兰的方言俗语。

所以说大概是只要小说落地到“地方”,语言也会落地到“地方”。

在你的小说被译成英语的过程中,方言部分会不会成为翻译的障碍?

颜歌:肯定是有的,最后有很多遗憾的地方都是这样来的。因为翻译成英文的话就只能是“普通话”英文,所以很多具体的词语,以及它们所隐含的氛围都无法传达。在《我们家》里面,主人公“爸爸”总是称呼女人为“婆娘”,这个叫法对于“爸爸”这个人物的建立来说是很重要的,但遗憾的是我和我的英文翻译韩斌(Nicky Harman)来回讨论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最后也只能翻译成“woman”。当然,另一方面,英文的翻译本身是独立的作品,因此只要英文读起来成立连贯就可以了,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必须脱离原作来再创造。

除了语言之外,有没有其他一些特别中国性和地方性的内容你会觉得不可译?

颜歌:肯定也是有的,食物以及食物传达的氛围就很难表达——所有的故事中的“道具/物件”想要表达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都多多少少会丢失,还有就是很多人情世故的地方。《我们家》的英文翻译一稿完成以后,韩斌发稿子发给我,我对照着中文看了一次,加了大概接近两百处的注解和建议,真的是有一种看瞎眼睛的感觉。我当时最深的感受是除了方言本身造成的困难,也是因为我的翻译虽然来过很多次中国,但是(直到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来过四川和四川小镇,因此对很多日常的场景完全靠想象,就有很多出入。比如《我们家》里面的人物很多时候会说反话,看起来很客气其实是在吵架,这些在一稿的时候都没有被发掘出来。

你和翻译交流的时候,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颜歌:和不同的翻译交流有不同的好玩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我每一次都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韩斌完全是中国通,也和很多中国作家是朋友。最近几年,她在中国时间肯定比我多。所以每一次她都会告诉我一些中国的事情,以及她的中文的认识和理解,很多地方因为是从外来者的角度看,会非常不一样而且很有意思,也深刻。

我的另外一个长篇小说《异兽志》最近也要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是新加坡裔的美国翻译家、作家、剧作家程异(Jeremy Tiang)翻译的。程异因为自己也写小说,所以我们俩经常讨论最近看的书和一些热门作家。我和程异之前在英国的阿尔文中心一起教了一周的创意写作,他用很多剧场的方法来调动学生和安排写作训练,我也跟他学习了很多教学的方法。

基本上我觉得因为文学翻译们本身都是在多文化多语言多身份的情况下生活的,人都异常丰富,每一次和他们交流,我都收获满满,而且也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熟悉,让我格外有亲切感。

近几年你开始用英语写作,记得上次你跟我说过用英语不想写中国故事,不想总是当一个解释者,而想像一个爱尔兰人那样写爱尔兰故事,我听了非常吃惊,因为印象里用英语写作比较成功的华裔作家很少有完全放弃自身文化背景和文化经验的。能具体谈谈你的想法吗?

颜歌:从2011年开始,我基本是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国内更多一些,直到搬到都柏林住是在2015年。在这期间,虽然生活里大部分交流都是用英文进行,但我还是很确定我不会用英文来写作,很确定我的文学语言只能是中文。

这个想法发生改变是因为很直接的原因,就是有一个想要写的故事是完全发生在英语世界里的,用中文来试着开头了几次,都很别扭,所以就用英文写出来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零零碎碎写一些英文的小说,都是很自发自然的,纯粹是因为灵感的来源,故事的构思都是在英语的世界(爱尔兰)里,所以就英文写了出来。

我的朋友爱尔兰小说家欧文·麦纳弥(Eoin McNamee)听说我在写英文,就把《爱尔兰时报》的文学编辑马丁·多伊尔(Martin Doyle)介绍给我。我去见了马丁一面,聊了一些写作上的想法,他就跟我约了稿,让我给《爱尔兰时报》的夏季小说特刊写一个故事——我讲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想说明我在爱尔兰时候的那种环境,人与人之间非常纯粹,我身边的作家朋友们没有人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忽然要写英文小说感到惊讶,更没有人问我“能不能写”,“为什么要写”。再之后,北爱尔兰的小说家露西·考德维尔(Lucy Caldwell)因为读了我给《爱尔兰时报》写的小说很喜欢,就写信给我约稿,让我给她主编的爱尔兰新小说集写一个故事。既然是“爱尔兰小说集”,所以我自然就写了一个发生在都柏林的故事。

这大概我写英文刚刚开始的一年里的事情,所以最开始都是写爱尔兰,写都柏林。真正开始对我作为中国人写英文小说这个事情思考很多,是在我来了东英吉利大学之后。因为这个项目历史悠久,也非常白人正统;其他所谓的“移民文学”在这个昂格鲁文化为正宗的背景下迅速需要被归类和归位(边缘化和隔离)。在这个背景下,我感到一种压力,甚至是压迫感,以及外界对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写什么样的东西的一种期待。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在身份政治的背景下,拥有他者背景的写作者所感到的来自外部的期待/压迫吧。有了这个外来的作用力之后,我度过了一段很困惑的时间——应该说现在还在继续困惑着——具体就是关于我这样一个“英文作家”,如果有存在的意义的话,应该怎么去看待自己的个体性和无法避免的文化异色。

一方面,作为作家来说,个人艺术上的独特性和个体性肯定是最根本和重要的,简单来说,我的创作肯定表达的是我,而不是中国,我无法代表我的文化,也不愿意仅仅成为一扇“窗子”。我写英文的前提是为了实现我写作上的一些想法,因此,是纯粹文学性的,个人的。

另一方面,我也不希望我的故事读起来就像是一个本地人/白人写的,我希望我的故事,甚至我的言语方式,给英文读者带来阅读习惯和文化习惯上的挑战。我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昂格鲁文化的大环境下,虽然是以英文为工具来写作,但依然保持自己文化上的独立性和少数性,甚至进而用这样不断发生的和多处发生的少数声音来改变所谓的“正统英文小说”的定义——这样来考量,我的英文写作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些政治性。

从大背景来说,英文作为一种国际化的世界语言,发展下去,英语文学会面临的这一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多文化/语言背景的作家和读者对英语文学的浸入和改写。对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独立性和“正宗性”(authenticity)的确立也是这几年少数族裔作家在不断呼吁的事情。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英文里面插入使用其他语言的时候,不需要特意用斜体来表示这个他者的语言,外来语在具体的小说的世界里和英文是无差别,无正宗/外来对立的。

双语写作对思维定势有什么挑战?

颜歌:这个问题感觉可以写一篇论文。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会不会成为一个长期的英文写作者,因为我对中文的渴望和眷恋都很深,所以姑且就从我过去这几年双语写作(还非常短暂的)经验来说吧。

我感觉中文和英文给我不同的创作能量。在中文的世界里,我想的更多的是叙事上的空间布局,对于叙事线索的图像性,甚至对称性的追求。换句话说,我想一个作品的时候,在中文里,往往是把这个作品的各种因素在空间环境里组合,检验。但是在英文里我逐渐想得更多的是时间布局,这个肯定是和语言的特性有关。在英文小说的讨论里,一个故事一开头,马上需要回答的问题是:when is the time of telling/ when is the time of told? 讲述的时间和被讲故事的时间需要标定下来,在这个两个或者多个时间点的空间里,再来标定故事的发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只是我立刻就想到的一个。

个人来说,我感到我的中文写作更公众一些,也可能是我在中文写得时间更久,所以我目前在小说里关注的问题都比较公共:比如小镇的城市化,人际关系中过去十年中的变化,城市新移民,地方语言的失落,等等。我的中文小说主要还是在“平乐镇”这个系列里面延展,有一种在泥土地上匍匐前行的感觉,笨拙但是深情。

而在英文里,或许因为是语言的陌生,反而让我找到了一种可以表达自我的自由。所以我的英文小说很多是和我自己紧密相关的:私人的,作为写作者的叙事思考,作为女人,作为异乡人,作为女儿,作为母亲——这些问题我在中文的文学写作中不太涉及,但是在英文里似乎得到了一个讲述的许可。以及,我不知道读者能不能从我这个采访回答里感觉出来,我的理性思考语言基本是英文的(所以我的采访回答一个字一个字中文敲出来,写得非常生硬,感觉语序也很多不对,真是抱歉),所以英文的故事里也甚至偶尔有角色做哲学性的论述——总体来说,我的英文故事,当然目前为止都是短篇小说,都很不一样,每次写一个故事都有一种可以重新来过的感觉,这种自由和毫无约束的感觉就是很天马行空的,有时候头晕目眩,有时候灰心丧气。

你在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系的MFA就读,毕业就是要出版一部英语小说,你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学习、写作、出版)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颜歌:我是在刚刚怀孕的时候决定申请MFA项目,因为害怕小孩生下来以后我作为作家的自我会被我忘记,所以想要进入一个项目来学习,强迫我自己来记住和练习文学和写作。但是拿到录取通知后,小孩出生了,我意识到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举家从爱尔兰搬去英国,更不要提开始读MFA,全面用英文来写作。所以在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大学特别开了绿灯允许我延期(他们的创意写作因为很厉害,所以是不让延的)。

因此,一年以后,我终于搬家到英国开始念MFA的时候,我的小孩刚刚满了一岁。整整MFA这两年里,这肯定就是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一边全职读书,一边要偶尔做一些工作,一边要带一个一岁多两岁的孩子。我的很多英文小说,也就是系里需要完成的“作业”,都是半夜在小孩睡着以后开始写,写到临晨三四点去睡几个小时,六点半起来再弄孩子。我记得第一年的时候,因为压力特别大,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快要生病的状况,每天拼命地吃维生素C——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其他工作和学习的事,都不是什么困难。有时候我的同班同学,二十多岁的英国女生,跟我讲压力很大,写不出东西来,我就觉得她很幸福,可以用一晚上坐着烦恼没有灵感,或者干脆去看场电影。

从2018年到现在这两年多的时间,我的人生同时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是读MFA,用英文写作;二是把一个小孩从一岁多养到三岁多。这两件事情对我作为个人和作为作家的重要程度都不相上下,现在我9月底就要交毕业作品毕业了,小孩也三岁多了,回头去看,完全不知道自己在项目里面第一年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真的不可思议。

你的同学都是有志于写作的新人,平时会给互相的作品提意见吗?一般来说是大家各写各的,还是有竞争性的?

颜歌:这大概是我在英语文学世界里最喜欢的,就是作家们都很有社群感,是一个很亲密的community。我们读MFA第一年主要就是做工作坊,所以大家一开始认识就是互相读作品,点评,批评作品。这件事情真的压力很大,不能光说好话,主要是要批评和建议,更要找对方法,尤其是要学会从对方作为作家的角度去看他/她的小说——好几次的工作坊都是有人被说哭,甚至跑出教室。但是完了大家又会一起去喝酒,然后聊到很晚。所以我感觉工作坊出来的作家们,都是战友的感情,许多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了自己写作的“第一读者”,一个你相信其文学品味和素养,和相信他/她对你作品和文学想法的了解的朋友。

不单单是在学生之间,非常有名的英语作家之间,也会互换小说初稿提意见。还会几个人之间自发组织工作坊,新冠封锁之后在网上也照常进行。我的第一个小说工作坊的同学(我们总共有九个人),现在也偶尔在一起互换作品,然后在网上开工作坊。这些人里面有两个人已经签了处女作的合同,都是超过六位数的大合同,我们所有人都很为她们开心,特别是她们的小说我们都一起看过,帮忙改过,提过建议,所以好像是集体的胜利。

你在英国的文学经纪人和编辑会不会给你提建议?他们的定位和中国文坛生态中的文学编辑有什么不一样?

颜歌:不同的经纪人肯定不一样。我听另外一个作家朋友说,他的英国经纪人跟他聊文学,美国经纪人就聊市场。我的经纪人是在伦敦的RCW,一家蛮老牌的文学经纪公司,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前,我发了几个短篇过去,他看了以后,在见面的时候——表扬过我之后——给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见,都提得非常中肯,很在点子上。我就很快和他签约了。所以我和我的经纪人的关系真的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多一些,当然也有一种保姆和小孩的关系:有时候我的工作合同,就算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他也会帮我仔细看一遍,甚至帮我把有疑问的段落都标注出来,告诉我怎么和对方交涉——因为我是著名的合同白痴。

我对英文写作有很多抱怨,包括在大环境里作为少数族裔作家的一种被压迫感,对中文的思念,等等,但是我的确是很喜欢在英文的文学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家们,编辑,经纪人,都充满了善意和关怀。

在欧洲学习生活了这些年,会不会特别想家?在近处看故乡和在远处看故乡的感触会不同吗?

颜歌:非常想家,而且因为想家,把故乡的一切都美化了。因为新冠,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回成都了,我就在YouTube上找一些关于成都的旅游视频,一边看一边哭。前几天听到一个土耳其作家讲,移民永远有两个生活,一个是在过的生活,一个是没有过的生活(the lived life and the unlived life),这两个生活就像一个双线叙事一样永恒地绵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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