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从洪湖岸边走来的诗人哨兵

访谈 2020-09-29 09: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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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哨兵的诗歌及其精神背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洪湖。显然,洪湖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和生态空间,而且是在语言和想象中形成和叠加的文本空间和修辞空间。一定程度上,后者作为个人化的地方志和心灵史显得更为重要。” 这是诗人评论家、《诗刊》副主编霍俊明对哨兵的评价。

《十月》文学杂志资深编辑、诗人谷禾曾经形容哨兵:“哨兵是一位洪湖岸边的‘隐者’,我用这个词语,意在强调哨兵诗歌在当下诗坛的独特性,他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他置身于江边,观浪,怀人,讲述,幻想,焦虑不安……”谷禾说这话时是2011年,当年《十月》第三期刊登了哨兵的《地铁寻父》等七首诗。

也是在这一年,哨兵从洪湖调入武汉市文联,从“文学的隐者”变成了编辑。迄今为止,他曾获过《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奖、《十月》年度诗歌奖、第二届《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长江文艺》年度诗歌奖、、湖北文学奖、屈原文艺奖等奖项;出版有诗集《江湖志》《清水堡》《蓑羽鹤》等;现任《芳草》杂志执行主编。

9月初,楚天都市报记者来到武汉市文联采访哨兵。哨兵说,拿起笔写诗,纯粹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他在《地铁寻父》中写道,“没料到在国贸地铁换乘站我会走丢了爹/晚十点,我父亲在人类中等于无/……夜深了。谁碰上白发人说楚方言/在外游荡。谁就得告诉我/我想带回/我的来历”。

哨兵的诗有来历,来历于养育他的洪湖的一方水土,来历于元稹、李白、杜甫、陶渊明、王维和孟浩然们塑造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也来历于改革开放后重新受到外国文学洗礼的新诗传统。他既沉醉于这样的传统,同时,也用汉语与生活碰撞出的美学,打破这样的传统。

童年的课堂就像“小型联合国”,唯有书写才能畅快交流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哨兵这个笔名很特别,它有什么由来?

哨兵:于我来说,拿起笔,纯粹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我出生的洪湖,是一个没有原住民的县级市,1951年合并两湖地区后才建县,随着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围湖造田运动,来自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甚至新疆的7省18县渔民云集于此,各种方言俚语混杂,正常的诉说和倾听几近奢望。即使现在,在一个叫燕子窝的地方,听着地道的闽赣方言时,我总有人在故乡却身处异国的荒谬感。从童年开始,我的课堂就是小型联合国,在声音和书写间,唯有写,才能让我和伙伴们畅快交流。最初,是写在手心,后来写上纸条,再后来,在笔记本里,我的理解,写就是命名,是存在。或许,我的所谓文学道路,就这样不自觉地开始涂鸦了。

而那个笔名,其实是父亲给我取的本名,打小家里人就这么叫我。

记者:洪湖对于您的文学生命来讲,是怎样的存在?

哨兵:此时谈文学生命也许早了点,因为我要走的路太长了。

不夸张地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一定有关于洪湖的传唱。这种标签和烙印,从写作发轫初始,就如宿命粘着我的每一个语词和句子。幸耶?祸耶?对一个出生在洪湖的诗人来说,再发现、再创造、再命名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我总不能漠视这种写作的难度,怀揣手机电子地图,满世界去写诗吧?正如浅水藏月,亦如门前一泓小溪水、我当五湖四海看。似乎,在洪湖,只剩下向动植物学习这一条路可走,寻找属于我的声音和色调,构建自己的写作体系和自然观了。

记者:武汉对于您的文学之路,又是什么样的意义?

哨兵:武汉是一座国际范十足的大都市,两江三镇汇聚着一大批极为优秀的诗人。在武汉生活工作,我一直在努力,向同行们学习。武汉在我的文学之路上,对我个人生存境遇和写作理念的改变,让人终身受益。

最喜欢古代诗人元稹,扛起了日常生活入诗的大旗

记者:您最喜欢的古代诗人是谁?为什么?

哨兵:元稹。元稹也许是历代中国诗人里情感最丰富的一位,不说《崔莺莺传》,不说薛涛,不说《遣悲怀》,单说《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等诗章里与白居易一世的兄弟情,就足以令人艳羡。同时,盛唐之后的诗歌中兴运动,元稹是扛着日常生活这面大旗,走在中唐诗人队伍里最前列的那个。自元稹始,在书写史诗的同时,中国诗人已自觉地将日常入诗,语言浅近、白描,极具现代艺术的神韵。

记者:唐诗宋词的传统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新诗传统呢?

哨兵:除了刚才谈到的日常性,传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自然观。中国诗歌的自然观是由陶渊明、王维和孟浩然在短短四个世纪里建立的。但在当下,我面临的自然,早已不是采菊东篱下的自然,不是坐看云起时的自然,不是春眠不觉晓的自然。比如在洪湖,我遭遇的自然是高速公路破湖而过,是高速汽艇贴湖而飞,是高楼摩天耸立湖面却如远山。但荷花依然,湖水兀自,如何理解并认同高速公路与高速汽艇和高楼,是我面对的难题。但传统从来不是现存的瓦罐和瓷器,拿来就可解饥渴。传统是伟大的沼泽和陷阱,稍有不慎,我辈注定会被湮灭。或许,拿鸟和鱼的眼光打量世界,有可能走出困境,重建汉语诗歌的自然。

所以,谈新诗传统,其实是在谈新诗面临来自杜甫和翻译的双重压力。杜甫是汉语诗歌集大成者,替中国诗歌完成了终极拯救和终极关怀的使命。而翻译是多语境、多文化交织碰撞后带给汉语强大的修复力和再生力。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普希金、惠特曼、艾米丽·狄金森等带来的新元素和世界文化的压力,新诗会是一副什么脸孔?简单地说,新诗一直活在杜甫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阴影里,这是真实存在的压力。

好诗应具备挤入经典的品质和与大师比肩的力量

记者:有没有人说,您给人展示的外在个性,与您的诗文给人的感觉,有些反差?生活中有热热闹闹的江湖气,诗中是安静灵动的气质。

哨兵:对一个写诗的人来说,诗与人存在反差再正常不过。连诗仙李白也如此,天才加酒鬼加孩子气加想象力突破人类认知边界的李白,在《寄东鲁二稚子》里,呈现的不是世人认识的李白,而是一位慈父,担忧处处、愁绪万千又怜爱百般。

记者:作为一名诗人和编辑,您选诗的标准是什么?您心目中好诗的标准、好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哨兵:作为编辑,标准只有一个——选出好诗。好诗人的标准也只有一个——写出好诗。

但好诗从来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好诗的标准只能来自阅读和比较,不来自理论和某种流派与学说。所以,好诗应具备挤入经典的品质和与大师比肩的力量,没有经典和大师这两面照妖镜,诗的好该从何谈起呢?

记者:互联网、微信朋友圈让写诗变成了一种特别日常的活动,参与性强。你觉得互联网时代的诗人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哨兵:从工作交往的便捷来看,互联网和微信真是个好东西。但是,真正的诗,是时光与读者漫长的共谋,是水落石出和沙里淘金。在互联网和微信朋友圈变得日常的时代,谈论诗人和写诗,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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