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尧vs牛煜未尽的问题与方法

访谈 2020-09-29 09: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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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在细节和记忆中

牛煜:如果简单分类,您的研究领域大致在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关于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似乎更多些。我注意到,您在1990年代比较多的成果是当代散文史研究。您写作散文的时间也很早,这两年在《收获》和《钟山》上分别开设了《沧海文心》和《日常的弦歌》两个专栏,前者写“陪都”重庆的文化人,后者写西南联大教授,似乎也可以看成是相关研究的延伸。我个人感觉,这些年来,您并不存在学术的转向问题,而是在不断深化和拓展您的研究。

王尧:做这个谈话录我有点犹豫,我觉得一个学人似乎不宜太多地谈论自己的学术。我可以说说我对相关研究工作的思考,而不评价自己的研究。我最早师从范培松教授做当代散文史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和《询问美文》。研究散文,我提出了一个命题:现代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然后又从“文化精神”层面考察中国现当代散文。如果说学术研究轨迹有什么变化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更多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博士学位论文《“文革文学”研究》的写作是一个“转折点”。接下来我只是偶尔写一点散文研究的文章,直到前几年撰写《当代中国散文批评史》,我才重新整理和反思当代散文研究。这本书今年可以出版,我想梳理当代散文批评的学术史,在这种梳理中同时呈现散文批评视野中的“当代散文史”,以及我对散文的基本理解。

牛煜:对散文这一文体的研究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尽管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您的学术兴趣转移了,但您没有中断过对当代散文的研究和关注,您自己也创作了很多散文。您为什么会对散文这一文体情有独钟呢?随着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热”的落潮,散文的“黄金时代”似乎也一去不返了。您是如何看待散文的衰落这一现象的呢?散文的衰落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当代文学语境发生改变的某种征象呢?

王尧:你说的这一段话,包含了很多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心仪中国的文章传统,也主张恢复和传承文章传统。“五四”以后,现代散文从“文章”转为“文学”,其实“五四”那一代人,并没有局限地理解“美文”,他们的文学散文中都延续了文章传统。从那时开始,何为散文一直在争议中,狭义的“散文”是排除“文章”的,但忘记了“文章”中有大量的文学的散文。我这里不讨论散文的文体界定,只是想确认一个事实,现代思潮激活了文章传统,这是现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读现代知识分子的序跋、日记、随笔、书话甚至是“导言”之类的文字,我们都不能不首先感叹他们的文章之好,而不是首先去判断这些文字是不是文学的散文。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不是为这些文字怎么归类烦恼,而是我们已经写不出像他们那样的文字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当代学者无论是著述还是创作,都少有个人的修辞。广义上的文章,或者狭义的散文,一定能够把自己的信仰、观念、襟怀、人格、经验、故事等融合在语言中,这与写个人还是社会,写历史还是现实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缺少这样的能力,这也是很多优秀小说家会讲好故事但没有好语言讲故事的原因之一。像汪曾祺那样能够说自己的散文比小说好的小说家是稀少的。

文学文体四分之后,小说实际上处于文学秩序的中心,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也是以小说为中心的。这是学术体制的问题,也和文学文体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精神生活的取向有关。我们也看到,散文研究没有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还有待散文研究者努力。老一辈学者林非、俞元桂、佘树森、孙绍振、范培松、吴周文、林贤治、刘锡庆等先生,我们这一辈学者中的王兆胜、陈剑晖、南帆、汪文顶等先生都对散文研究有重要贡献。我们对散文研究重视不够,所以我要提及这些学者的名字。

对近四十年散文创作的判断,很难一言以蔽之。我在以前的研究中说过这样的观点: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有几件重要的事,一是对“杨朔模式”的再评价,二是巴金先生五集《随想录》提倡讲真话,三是“文化大散文”的兴起和衰落。我们不做详细的分析,但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真情实感和文体创新。如果以“文化大散文”为例,它的兴起除了文化转型的直接影响,还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在于它与读者的契合度。“文化大散文”的衰落,也是因为它在文体上模式化了,在感情上空心化了,这就不可避免地衰落。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中的散文,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散文不是一样的概念。无论是诗的时代,还是散文时代,各种文学文体都可以发展。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谈起现代散文的兴起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认为人的发现,思想的觉醒和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是现代散文“滋长起来”的原因。我们今天讨论散文,仍然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去考察。当下自然有好的散文,但整体而言,散文缺少火力,缺少变革。我留意到这几年阎连科、李敬泽的散文出现了变革的因素,他们是散文中的“先锋派”。我在即将出版的《当代中国散文批评史》中讨论了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牛煜:说到散文创作,您写作散文的历史好像也比较长了,我感觉您的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与您的学术研究有关,这似乎也是您的特别之处。

王尧:你看出这一点了。文学文体和学术文体的边界有时也是模糊的。我的一些文学批评文章也带有散文随笔的特点。前两年我在《收获》和《钟山》开设的专栏,包括更早之前我在《南方周末》《读书》上写的专栏文章,都是写现代或当代知识分子的,它们是我观察和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文章的写作,需要史料的积累和整合,需要自己的价值判断。当它成为一种历史叙事时,自然也还有艺术表达方式的问题。这些写作,是我想用不同的文体来处理自己的研究问题,不一定要说它是“学者散文”。关于西南联大,有很多学者和作家写了很好的文章,我受到启发。我想从另外的层面进入,其中一些侧重点与我的文学史研究有关。比如说,我留意到北大和清华国文系研究中国文学的不同特点;比如说,我也关注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思想转变,但我留意他们文学观批评观的变化。我留意的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当代的文学教育。我们在做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时,至少需要溯源到这些。在写作《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时,我关注的是处于边缘的文学、思想、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我也参与了“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其实研究者在1980年代处于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我们通常是从1980年代的“整体性”出发的,个人的、局部的经验和现象往往被删除或遮蔽了。坦率说,这些文章的写作难度不比学术论文轻松。相对而言,传统的散文小品写作更自由些,个人的色彩也更重些。我在写作《时代与肖像》这组散文时,虽然也一如既往地试图建构自己与历史的某种关联性,但我更多地通过写作,生活在细节和记忆中。

二、作品和“文学性”与经典化过程

牛煜:您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已经涉及到您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一些思路和特征。事实上,散文研究也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从博士学位论文开始,您一直在拓展和深化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这当中,包括您对文学史问题的选择,论述文学史的方式,以及对文学史现象的命名。您提出了“过渡状态”“关联性研究”“扩大的解放区文学”“无作者写作”等概念,又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文学口述史。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话题谈起。

王尧:我在对两个时间段的研究中,产生了你说的这些问题和想法。我开始就说到了的我学位论文研究1960-1970年代文学,这个时期在最初被命名“文革文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觉得这个命名是有问题的,文学上的“极左”思潮当然是这个时期的主体部分,但还有“地下写作”和相对疏离“极左”思潮的文学。因此,我觉得还是用“文革时期文学”来命名这个时段比较好。我们今天关于当代文学史的阶段划分和命名,也许在很多年以后会重新处理,但我认为这个时段的文学,很难用其他措辞来表述。

牛煜:这个时期的多数文学作品,现在难以卒读。这就有一个“文学性”的价值判断问题,早期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品没有文学性,因而也就没有研究价值。另一些学者则试图证明这个时期文学的文学性似乎更多地体现在某些“边缘”文本”之中,也就是说,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成为文学性的“涉渡之舟”。是不是可以说,“纯文学”意识形态的“后见之明”制约了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性”的想象力呢?

王尧:确定作品的“文学性”,并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完成作品的经典化,这可以说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这个时期的文学,在整体上是没有“纯文学”意识形态所设定的文学性,当然可以从个别文本中发现和确认这种文学性。我想,这里的思路是需要调整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那种“文学性”在这个时期是如何丧失的,又重建了何种“文学性”?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路径是多样的,对思潮现象的研究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这些思潮现象及相关文本不是孤立的,它有来龙去脉。我在阅读和研究中发现这个时期的一些问题其来有自,极端化的呈现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也在后来的文学进程中有所延续。所以,我提出“关联性”研究的必要性,要在“断裂”中发现“联系”,在“联系”中发现“断裂”。

牛煜:有一点是被许多研究者忽略的,您非常强调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这一点,您在文章或者访谈中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义延伸。我想,这可能也是内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这样的理论氛围之中的构想。您的“关联性”研究的理论思索,具体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呢?您在之后的研究中又是怎样将其付诸实践的?

王尧:我现在还不能充分阐释好这个问题。应该是在1990年代中期,我和顾骧先生谈到了我研究中的困惑,其中之一是断裂和联系的关系问题。他说他想一想。回北京后,顾骧先生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援引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一段话,解答我的问题。读了这封信,我再去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可以说茅塞顿开。恩格斯在谈到“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时说:“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在我看来,恩格斯关于中世纪不是欧洲历史简单中断的思想,既是历史观,也是方法论,为我们厘清当代文学史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如果不能改变“简单中断”的观点,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整体性”构架是无法实现的。由此,我进一步思考了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你所说,这些想法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构想是“关联性”的。

牛煜: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您提出了“关联性研究”“过渡状态”“扩大的解放区”等概念,试图对当代文学史做出新的论述,您提出这些概念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王尧:“关联性”研究不是创造性的概念或方法,我只是想突出这种方法的意义。历史的、逻辑的,内部的、外部的,我们意识到的这些方面联系起来就是“关联性”研究。如果没有关联性研究,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碎片的、局部的。但关联性研究不是牵强的,拼贴的,应该是内在的联系。回到文学史的内部来看,我们会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但晚清是如何过渡到“五四”的?我们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发生时会追溯解放区文学,这是《讲话》的历史影响,周扬在延安时期就说过“今天解放区的文学就是明天新中国的文学”,那么解放区文学是如何影响当代文学的?从“文革”到“新时期”的文学,不只是历史转折的结果,还有文学内部自身的运动,等等。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形成了“扩大的解放区”“过渡状态”等概念。在相关论文中,我有过阐释。关于文学史的“过渡状态”问题,我觉得是需要继续探讨的。由于当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的紧密关系,事实上,重大历史事件也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进程,但还是不能以历史转折的叙述代替对文学史内部运动的分析。我仍然想强调这一点。

牛煜:您在研究1960-1970年代文学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做“无作者文本”。这样一个概念让我联想到了福轲关于“话语”的某些论述,它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也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呼应。您能不能具体谈谈对于“无作者文本”这样一个概念的构想。

王尧:这个概念是对一种文本创作现象的概括。我最初想以这个概念描述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只是转述某种话语的现象。这些文本没有个人的思想、观念、审美、经验和情感等,无论是集体署名还是个人署名。这是另一种“作者之死”。我在最近的研究中,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深化,“无作者”不仅是文本现象,也是特定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它与某种机制有关。

牛煜:我注意到您在论文写作中,会经常征引胡乔木、周扬等人的文章。您是不是认为,对于周扬等人文章的“再解读”也构成了我们文学史写作的一个环节?进而言之,我们的学术生产往往径自“绕开”了周扬等人的直接论述,这样的书写“策略”是不是会造成反刍式的语义重复呢?我们的好多学术观点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对周扬等老一辈理论家观点的“重新包装”呢?

王尧:我们都知道,周扬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有重大贡献。周扬等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集中读了《周扬文集》,感觉如果离开周扬,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会有很大欠缺。我一直想写一本《周扬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书,但没有完成。周扬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即使晚年他有很多反思,但他的内心世界仍然充满矛盾。我在一篇论文里谈到,周扬不是一个人,是“周扬们”。由于身份的特殊,周扬理论和批评的一部分可以视为一种“制度性”的理论和批评,是文学制度的一个部分。作为“文学制度”的批评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牛煜:您刚刚提到了“矛盾”和“文学制度”。“矛盾”是您在做文学史研究的时候经常用到的词语,比如您对“过渡状态”阶段的考察就用了“矛盾重重”这个词。在您的视野中,除了对文学历时演变的关注,更加强调的是某一具体时段共时层面各种力量的角力,由此揭示出某种“起源”的艰难和混沌。这一点让我联想到了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所不同的是柄谷是对某些“范畴”的出现进行了谱系学式的考掘,而您更加侧重的是对于“状态”的“叙述”和“爬梳”。这可不可以也看作您做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方法?用叙述、复线的方式尽可能呈现文学史现场的复杂性?

王尧:其实你在陈述问题时,已经回答了问题。“矛盾重重”是郭小川的诗句,他写下矛盾重重的诗篇。你说得很好。我们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如果在某种结构或进程中考察,我们会发现文学的演变,包括思潮的进退转换等,都不是单一的存在。我曾分析过文学从“文革”到“新时期”的过渡状态以及1980年代文学思潮演进中的内部关系,确实是“矛盾重重”。这里我要说一下“文学制度”的研究问题,在最近的一次讲座中,我也谈到我的思考。我这样的概括也许失之偏颇:现在的当代文学史著作的结构大致是文学制度加作家作品论。文学制度当然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政治文化、组织、出版、思潮、教育、奖项,现在还有新媒体问题。关于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有许多重要成果,随着文献的发现,文学制度的研究内容也得以充实。我一直关心的问题是:作为文学的制度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即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如果不能在文学制度与文学之间建立起联系,那么文学制度的研究何为?事实上这种联系曾经是密切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1980年代以后开始松动,一段时间以来强调文学制度约束文学的声音又得到强化。作为专题研究的文学制度研究或许可以侧重文学制度本身,但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文学制度研究则需要梳理和揭示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牛煜:当代文学制度是1980年代重建的。这一时期对您这一代学人来说太重要了,恐怕说是“精神原乡”也不为过。我在您的许多文章中看出您的问题意识大多直接地来自于1980年代,您有两本书的书名中就直接出现了“八十年代”。我在您的相关论述中,看出您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八十年代”远未完成,尚待展开。您提出了“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也在无形中瓦解了一些学者对于1980年代断代的幻想。您能不能简单说说您是怎样将其作为方法来关照当代文学史的?

王尧: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是1980年代之子。我是以1980年代为基准反思历史,面对当下的,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是一种方法。但我同时认为它是“未完成”的年代。简单说,对于今天的文学和思想文化来说,它是重要的,但也是不够的。我这样说,当然也把1980年代理想化了,一个年代不可能完成我们现在需要的所有的思想资源。这需要积累。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活动中,我主张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来龙去脉中讨论1980年代文学。这与我一贯思路吻合。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在一个年代里是无法说清楚的。比如说,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我们取其中一段来讨论都难以说清楚。革命的合法性和崇高性是毫无疑问的,但革命成功以后的问题也是需要反思的。许多人投身革命了,后来又成了悲剧人物,作家中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我想,不能以后来的悲剧否定之前的崇高,也不能以之前的崇高遮蔽之后的悲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那样的问题,这是历史学家和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的专家重点关注的问题,文学研究需要关注这一过程对创作的影响。无论是“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还是“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作为问题和方法的意义还延续在当下。

三、史料意识与文学研究

牛煜:接下来我想就您在史料和文学批评方面做的一些工作简单谈谈。我想先从“小说家讲坛”说起,再谈您对文学口述史料保存的意义。您在做这两项工作时的考虑是什么?

王尧:我主持的“小说家讲坛”和随后所做的文学口述史工作,也许最后所剩下的价值就是史料意义,尽管我最初的想法可能更多些。2001年暑期,我刚从台湾东吴大学讲学回来,《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邀请我和莫言先生去大连聊天。在大连,我提出开设“小说家讲坛”的想法,得到他们的响应和支持,暑期后即在苏州大学开坛。我最初的本意是想改变文学教育的方式,而不是在一线做批评家。我一直觉得在大学教书和研究,也是文学教育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场”感,如果作家和学生能够形成互动的对话关系,我想是有意义的。这个讲坛的形式是,作家先在学校讲演,《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作家讲演录以及我和作家的对话录。林建法先生好像把作家演讲结集了,作为《当代作家评论》“丛书”之一,我和作家的谈话录结集为《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小说家讲坛的影响出乎我的预料,它在一段时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个活动也改变了我对文学批评文体的看法,对话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所思考,将“小说家讲坛”的工作延伸了。我和林建法先生主编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我和莫言、韩少功、李锐合作,分别做了对话录,其他七位批评家朋友和作家也做了对话录,总共十本。这十本对话录冠以“新人文”也表达了对话的朋友们对转型时期文化与文学的理想。其中的《莫言王尧对话录》引用率还比较高,莫言没有拿这本对话录的稿费,他说留给我女儿读书。

再一个就是口述史工作。做好“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后,我原来搁下来的一个想法又清晰了。我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访问作家、编辑家、批评家和文学活动家等,就“新时期文学”做了各种口述,然后再将声音转为文字。这个过程非常艰辛,不赘述了,是一次文学苦旅。其中有一些单篇在杂志上发表过,今年应该能够出版这本《新时期文学口述史》。萌生做口述史的想法,是在东吴大学讲学期间,当时淡江大学的朋友邀请我对他们学生的一项田野调查工作做评价,我由此触及到了口述史。我做文学口述史,有保存“活”的史料的想法,但更多地是探索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可能。我在《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中详细说了我对文学口述史的基本想法。这篇文章比较早了,是2006年发表在《江海学刊》上的。

牛煜:我注意到,您写作的作家论也与许多学者、批评家的不同。我们现在见到的评点式的作家论不在少数。您做作家论时,很少孤立地谈某一作家及其作品,不会就作品论作品,而是更愿意将其放置在整个的文学史和文学生态中讨论。您获鲁迅文学奖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可以看作是您作家论的代表作。您是怎样权衡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两者的关系的?爱德华·萨义德是您经常提到的批评家,他的《世界·文本·批评家》对您是不是有着某种启示作用呢?

王尧:你知道,我也是主张把当代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当然无法截然划开,但每个研究者确实是有所侧重的,我大概以前者为主,一些研究工作介于两者之间。你所说的我的文学批评,其实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批评实践活动。可能由于主持“小说家讲坛”的原因,我被同行称为批评家,其实我不是活跃在一线的批评家。我一直对一线的批评家怀有敬意。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很重要,文学史论述是在这些即时性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也写过一些即时性的批评,包括对文本的分析。通常情况是,在讨论某个作家的某部或某几部作品时,我也会做细致的文本分析。但后来,我觉得即使是优秀作家,他的一些文本也不完全具备反复讨论的可能性。而且,讨论作家作品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你刚刚说的在文学史和文学生态中加以讨论。《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是我的重读系列,我重读过高晓声、陆文夫、贾平凹等,这种方法与我说的“关联性”研究有关。这样的研究,是尝试从文学批评向文学史研究过渡。毫无疑问,萨义德的《世界·文本·批评家》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牛煜:代际批评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一种非常独特的批评策略。我发现您长期关注的作家,比如莫言、阎连科、贾平凹、范小青等等,也几乎都是您的“同代人”。您是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王尧:尽管代际划分在文学研究中没有太大意义,但事实上就文学批评而言,多数批评家都会选择同时代的作家。这与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个人经历、阅读经验等多种因素有关。我们当然可以说,文学批评应该超越这些。无论如何,同辈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这也是即时性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我也看到许多批评家的视野很开阔,不仅关注同辈人的创作,对其他代际的作家也倾注了热情。

牛煜:批评方式的转变也能看出文学语境的变化。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批评家,鲁迅、郁达夫的文学批评当然不同于周扬、林默涵。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也呈现出了与此前迥异的面貌。您是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具体来说,您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处于文学场域中的什么位置呢?在我们所处的此时此刻,批评何为呢?

王尧: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批评与读者的关系。文学批评总是重要的。现在的状况是,文学批评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它与作家、读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对这种状况下判断之前,我们首先要放弃一种想法,让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回到1980年代。我觉得是回不去了。现在为人诟病的是,文学批评缺少作为批判的批评。在我看来这也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结论。1990年代以后,关于文学批评“失声”“缺席”的批评不无道理。相对于1980年代批评与创作的互动,19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对创作的影响日渐衰弱。一方面,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即使不是从“中心”到“边缘”,也不复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气象;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学院化也让文学批评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究竟有没有生产知识是另一个问题,但批评与创作的互动关系松动了。在及时性的跟踪式的批评多为肯定、赞扬作品时,作为批判性的文学批评确实是失声了,更大范围的对文学创作和文化现实的批评确实是缺席了。如果把这种现象仅仅理解为是批评界的懦弱、猥琐或庸俗化,我以为是过于道德化的批评。因为,有一个更需要追问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面对复杂的历史问题和文化现实?我自己的回答是没有足够的能力。1950-1960年代的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可以产生致命的影响,那时因为这样的批评是文学制度的一种存在。1990年代以后,这样一种作为文学制度组成部分的文学批评已经式微。

牛煜:您在上课时说过,文学批评也是文学史料之一种。您的一些文章也谈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问题。我理解您的核心观点是,史料的整理应该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

王尧:史料学是将文学批评归到史料一类的。有学者朋友提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这一话题。就具体的某个学者的研究而言,可能存在这样的转向,近几年来,确实有许多学者比较专注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这些工作是重要的。但从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看,对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逐渐深化和拓展的过程,不是突变的。我所在的这个学科,就有重视史料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我的老师中,范伯群先生对通俗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范培松先生对散文史料的整理、研究,都是和他们相关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卜仲康先生在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方面,给我直接的影响,他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就参加了茅盾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编撰工作。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是与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分不开的。我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收集和整理“文革文学”的史料。这与学位论文的选题有关。在不断整理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当代文学研究与史料的关系。我曾经受陈骏涛先生委托,负责一套文献丛书中的1966—1976年文学文献选,张炯先生好像是总主编。我整理了大概250万字左右的文学史料,后来选了一部分由文史哲出版社出版。2010年前后,我建议编一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得到了张新颖、张学昕、季进、何言宏和郭冰茹等几位教授的响应,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这套书是2012年出版的,可能是比较早的当代文学批评大系之一。在这之后,我又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回忆》,因为涉及所收文献的版权授权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出版,这两卷除了常见的编年文献史料外,我对应地编入了亲历者的相关回忆文章,以参照阅读。我觉得这个体例还是有点意思的。我现在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够出版。

在近几年关于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文章中,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没有使用“当代文学史料学”的概念,而是说史料整理与研究。关于史料与研究关系的认识,在古典文学研究那里已经很成熟了,这是不需要争论的,有时关于史料与研究孰轻孰重的议论,其实可能与学者个人的侧重有关。你可以说,没有史料,如何研究;他可以说,没有研究,史料何用。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成熟与史料整理和研究有关。史料整理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是发现意义的过程。但我认为,史料意识的增强不等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学术”分量的增加,不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思想”淡化具有合理性,同样也不代表史料的整理比当代文学史论述更有学术生命力。

总之,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尚有许多未尽的问题与方法,值得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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