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与任晓雯的姑妄言

访谈 2020-09-29 09: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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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让人有“一切很容易”的错觉,而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邵 丽:晓雯,通过阅读,你成了我眼里的“另类”作家。怎么说呢,这种“另类”,却是对“另类”的一个反动。大致上,之前对你的写作有个判断——这是一位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都比较前卫的年轻作家,相较于传统写作,可算作是“另类”了。但《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我知道,自己的判断必须修正了。这本集子在艺术上的新颖自不待言,而真正触动我的,更是你对于那些历史、以及沉浮于历史中的细节的还原能力,人物,情景,语言,环境等等,真的是让人一边看一边不免产生疑虑,甚而怀疑这怎么可能是一位年轻作家的作品。这就非常了不起了,使得你从普遍的对于年轻作家的“定见”中被区别了出来,所以我说,你成了“另类”之中的“另类”。你的小说语言既一派天成,又有着丰厚的艺术感染力,并且“不事声张”,我想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这种能力你觉得是更多地得益于天赋还是后天的训练,抑或是日积月累的储备呢?

任晓雯:天赋很重要。写小说可能是我这辈子惟一的天赋。我从小发展过各种兴趣爱好,没一样坚持下来,也没一样做到过出色。我高中读的还是理科班,物理化学都在市区一级得过奖,但那是靠努力做题得来的。

直到后来,我接触了文学,才知道有天赋是什么感觉。在有天赋的领域,随随便便就上手了,随随便便就能做出点样子。我中学时代没读过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进大学后随便看了点现代诗,就写起诗歌来,各种现代主义风格模仿一遍。很快又开始写小说。还没搞明白小说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发表和得奖了。

那时约莫二十来岁,我沾沾自喜,心高气傲,只喜欢跟古灵精怪的才子才女打交道。现在回头看这些人,有的早就不写了,有的还在写,但也面目平庸了。多可惜啊,才华摆在那里,居然没了下文。而我自己呢,说实在的,天赋也没到多惊人的地步,又因着种种损耗,有那么几年也差点丢弃写作。

总结一下走弯路的教训,很大原因就是自认为有天赋。天赋让人有“一切很容易”的错觉。而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有了天赋,还要专注,有了专注,还得刻苦。年轻时老是以为,没才华才需要刻苦。尤其搞文艺的,刻苦仿佛成了平庸的同义词。但其实文学史上的大家,很多是刻苦自律的,只是人们不愿意关注这些无趣的部分罢了。

日复一日做同一件事情,就像在用整个生命跑一场马拉松,没有保持恰当速度和呼吸的意志力,是到不了终点的。我后悔自己在20多岁时看不透这个道理,但也庆幸在三十几岁后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一直很谨慎,不想把观念放到台面上

邵 丽:《浮生二十一章》显然是一个充满了中国况味的命名。庄子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这是典型的东方式哲学,将其兑现为美学的表达,实际上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让抽象归于具象,就是一个将虚无定下秩序的过程,这很难,但你做到了,我将其视为有自己独特的“写作秩序”。在你的笔下,那些人物所包含着的精神性元素不是浮于表面的,而且也不是孤立的,都呈现出充分的内在感并且与尘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缠绕。我觉得,这才是让小说回到了它的本意,小说不是抽象的精神,它必须落脚在尘世的物理与人情。

任晓雯:给您这么一评说,感觉《浮生二十一章》好像确实有点写意画般的东方意味。其实最初酝酿这个系列时,脑中浮现的范本是《米格尔大街》《都柏林人》《小城畸人》之类的。但因字数限制在2000一篇,没法像普通小说那么铺陈开来,所以只能简笔而成。但在细节处理上,我还是采用了西方小说技巧,也即如你所说的,“落脚在尘世的物理与人情”。

我想这是小说的根本。小说最终呈现的都是具象,不存在抽象派小说。连勇于探索形式的先锋派作家罗伯·格里耶都承认,“所有作家都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从没人说自己是抽象派,印象派,空想派,幻想派……如果所有作家都聚在同一面大旗之下,他们并不会就现实主义达成共识,只会用他们各执一词的现实主义互相厮杀。”(《为了一种新小说》)

从阅读和评论的角度,小说呈现的是某种沉降过程,“让抽象归于具象,一个将虚无定下秩序的过程”。而创作的过程实则是反向的,从具象出发,从细节开始编织。这种编织受到作者观念的引导,从而自然呈现出某种秩序,就是您说的“写作秩序”。我一直很谨慎,不想把观念放到台面上,只是暗暗希望优秀的读者能够读懂它们。

邵 丽:以我对你的阅读,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浮生二十一章》所呈现的小说观念,也是你创作《好人宋没用》的起点?

任晓雯:这两本书属于我同一阶段的作品,对语言、文体、主题的观念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邵 丽:读《好人宋没用》是去年在北京评茅盾文学奖,一个年轻的女作家,书写得如此老到,如此古风雅韵,的确是令人眼前一亮。这部长篇让人拿起了就很难放下,在我看来,就是有着一种黏附读者的魅力。同样,即使是在这部40多万字的作品中,你所表达的,依然还是一个“浮”字,这个“浮”,还是基于我们传统的生命况味——人在宏大的时光中漂流,是“这一个”,也是“那一个”,彼此休戚与共,构成了我们对于“人”的整体想象。这种表达,实际上对于写作者的世界观有着极大的考验。

任晓雯:相比《浮生二十一章》,《好人宋没用》笔墨更集中,用40万字书写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女人。这部小说是一个人的心灵史,探讨了生存和死亡的问题,也探讨了中国人是如何面对苦难的。《浮生二十一章》是写意的,有读者给我留言,说读完了感觉是一声叹息,对人生的况味有诸多感叹,但又说不清楚。相比之下,《好人宋没用》明确得多,主人公的内心层次更丰富,而我作为作者,也愿意更多暗示立场。这可能就是长篇和短篇的区别。

她们并非所谓的“典型形象”,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邵 丽:和你交流,不免总会多说说宋没用,或者说只要一想起你,我就一定会想到宋没用。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人物死亡的那一段,写得尤为令人记忆深刻——她什么都听不见了,仿佛进入一条黑色甬道,然后是往事蜂拥而至。她领受到某种情感,让她温暖而安全,再没有缺憾,像又回到了最初之地。这是我们文化中对于生死最为达观的想象。你在访谈中说过,你就想写“中国传统妇女”,她们并非所谓的“典型形象”,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她们是生活的配角,往往也是文学的配角,但在你这里,她成为了主角。这里面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斥吸,当你着力于一个具体人物的卑微与朴素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描述出了“文化之下”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实相,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任晓雯:在写作宋没用的死亡时,我参考了一位美国医生写的书。他采访了一些心脏停止跳动后又被抢救回来的病人,记录了他们的死后感受。他们都提及自己穿过一条黑色甬道,整个人生的回忆迅速涌现,最后看见一团强光。在基督教语境下,回溯人生就是领受审判的过程,那团强光就是耶稣。

当然,死亡是最普世的事件,无论古今东西,人人必有一死。“死亡”这个问题意识,自始至终贯穿了《好人宋没用》。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

宋没用是个典型的中国人。她生命里四个重要人物和她们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她那没有名字的母亲,是个菩萨神仙乱拜一气的角色,婆婆杨赵氏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神论者,东家倪路得是基督徒,女儿杨爱华崇拜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而宋没用自己呢,在我看来,她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她一辈子在生的困境里逆来顺受地挣扎,死亡对她而言是个悬而无解的问题。这种态度是很“中国”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宋没用是“这一个”,也可以说她是具备普遍性的。

这种怜悯是平视的,是推己及人的

邵 丽:你的小说语言别具美感,让我想到了书法里那种朴拙的力量感,当我们习惯了西式的小说语言后,你的这种语言方式当然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呈现——它具有中国语言的气韵。这样的语言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谈谈,你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最深?

任晓雯:每个阶段喜欢的作家不同。我早期写作受到卡夫卡和马尔克斯影响,在写作《好人宋没用》那个阶段,文体上喜欢福楼拜,语言方面则受到《聊斋志异》和《金瓶梅》的影响。我们提及的西式语言,其实换个词就是“翻译体”,它在表述意义的时候更严谨,但在做某些描写的时候,不及古语活泼简约。古语,尤其是古诗词,有时候一个字就有一层意境。小说的意境则通常以句子为单位。我试图把古语融合到写作中,很多时候是把小说当诗歌写了,尤其是在《浮生二十一章》这样篇幅短小的作品中。

邵 丽:读了你的作品之后,我对“现实主义”也有了新的思考。每个人对于现实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在采访中也提到过,作家哈金到马尔克斯的故乡去旅行,发现他书中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真的。回到你的创作中,那些底层的人间众生一旦进入到你的作品里,究竟意欲表达出对于现实怎样的一种态度?承认每个个体的宝贵、独特和意义感,将其打捞起来,这是否也是对一个作家责任感的要求?

任晓雯:其实我对使用“底层”这个词很谨慎,因为它隐隐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我出生于1978年,那是一个具有分水岭般意味的年份。一个被历史捶打成扁平的社会是从那年开始立体起来的。当时我和周围的人都身处同一阶层。虽然在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赛跑中,有人发了财,有人移了民,有人当了官,有人成为了作家,但都是小弄堂里跑出来的人物,都是毛头、沪生、爱娣,以及他们的后代。我的小说就是书写这些人物的。我熟悉他们,怀着理解书写他们。您说的“承认每个个体的宝贵、独特和意义感”,在我看来就是理解,有了理解,才会有怜悯。这种怜悯是平视的,是推己及人的。

邵 丽:与《浮生二十一章》和《好人宋没用》相较,说实话,我好像更喜欢《朱三小姐的一生》这个短篇。这个判断也许是非常主观的,因为比起宋没用来,我会顽固地觉得朱三小姐可能离她的写作者更近一些。朱三小姐这个人物更具象征意味,或者是更具宗教情怀。从小说第一句“每个人都在等待朱三小姐死去”,到最后一句“朱三小姐没有动。她坐在她的椅子上。她已经坐了百多年,仍将继续坐下去。”这部作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隐喻:关于生死,关于因果,关于精神和肉体的辩证,更关于生命本身,如果没有真正的救赎,没有精神的终极出口,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当然,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我看网上争论也比较大,这也许恰恰是写作者愿意看到的吧。我相信,你也难以给出一个现成的回答,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没有答案的。

任晓雯:您对《朱三小姐的一生》的解读非常精彩,也更接近我的本意。很多读者觉得这篇写的是苦难。或许也写了苦难,但不仅仅是苦难,而是面对苦难的态度和困惑,这本身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圣经》中赫赫有名的一卷书叫《约伯记》,主题就是“好人受难”。义人约伯在饱受苦难之后,向上帝提出质疑:为什么有困难。上帝用隐晦的比喻回应他:人类,你太渺小了,你怎能参透苦难的意义。渺小的朱三小姐,因为一个诅咒而陷入永生,犹如西西弗斯一般,没完没了地承受苦难,这当然是一个隐喻,一个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隐喻。

邵 丽:读你的作品,令人倍感恍惚,仿佛看着一个人,好像还没长大,就一下子长老了。这种观感,实则便是我们阅读一个优秀作家时那种复杂的心情。我无法妄自揣测你下一部作品将会写什么、怎么写,但我非常有把握地对你充满期待。因为,你已经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值得被期待。

任晓雯:我希望自己的下一部作品能够有崭新的气象。希望我能不停改变,超越自己。谢谢邵老师的鼓励,也谢谢您的阅读、评述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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