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故乡是我灵魂安放的地方王波与作家高鸿关于文学艺术

访谈 2020-10-07 14: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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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尽管小说的情节多为虚构,但细节是真实的。我认为无论任何时候,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都不会过时,作家贴近生活很有必要。”这是作家高鸿对于文学创作的看法。这也符合了著名评论家雷达对他作品的评价:“高鸿的写作是有根的,有原乡的,所以它的苦难的美感来自生存和生命的深处。我们还要看到它那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和内在动人的情节和细部。”

王波:谈谈您的家乡陕西富县对您文学道路的成长及影响。

高鸿:富县地处陕北,隶属延安市,然而从风俗民情方面来说,是陕北与关中的分界线,特别是口音、婚丧嫁娶等方面与关中相近。往北几十里的甘泉,则是陕北口音,风俗也与陕北相近。历史上,富县古称为鄜州,夏属雍州,商为西河国地,周属白翟,春秋隶属晋国上郡辖地,战国始为秦地。秦始皇统一华夏后,为雕阴县,秦直道纵穿南北。唐“安史之乱”,杜甫曾先后两番赴鄜州,居羌村期间,作《北征》《收京三首》等诗,特别是《月夜•今夜鄜州月》:“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此诗作于至德元年(756)八月,为作者被禁长安望月思家而作。诗写离乱中两地相思,构想新奇,情真意切,深婉动人,成为传诵千古的名作。

我的家族可谓书香门第,爷爷是晚清秀才,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后来被从县城赶到乡间,寄人篱下。“文革”开始后,家里所藏的珍贵图书字画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困潦倒。父亲一辈子谨慎做事,人前不敢高声语,常看人家脸色。村里的男人堆里很少看见他的身影,即使有,也是陪人笑脸的份,没他发言的权利。见惯了别人的眉高眼低,那些鄙夷的眼神、不屑的眼神、厌恶的眼神……我一一领会。少吃没穿的年代,父亲背着褡裢到处觅食,贩猪仔、卖麦草、编荆芭,几十公里的山路天不亮就起来,下午的时候才能赶到,累上一天舍不得吃饭,忍着饥饿往回赶……我们在母亲的哭诉中感到的更多是无奈,一种深深的无奈。

我酷爱读书,可惜家里的书都被烧掉了,于是到处借,逮住什么看什么。那时候家家都用报纸糊墙,我去人家串门,一看就是大半天,墙上的看完了接着看顶棚上的,村里人都说这孩子是个书呆子,长大了没出息。按照家庭成分,我是没有资格上学的,因此“小升初”推荐的时候被大队长第一个拿了下来。母亲苦苦哀求,队长说能让他识几个字已经不错了,还想去镇上兴风作浪吗?后来听说许多人为我求情,队长才网开一面。

我从小喜欢画画,没有纸就在地上画,无师自通,居然画得有模有样,得到家人的认可。我将自己画的年画贴在墙上,前来拜年的人大吃一惊,都说画得跟买的似的,太好了!因为白天要砍柴,要放牛,画画只有晚上的时间。放牛时我带着钢笔墨水,在本子上画连环画,《西游记》《西厢记》《红楼梦》,晚上回来后趴在炕上画年画。家里穷,没有炕桌,也没有一块可以供我画画的木板,我只能跪着或趴着,一夜下来,脸都是肿的。趴在炕上的另一个原因是暖和。记得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家徒四壁,四面透风,又没有火炉,到了冬季屋里比外面暖不了多少,水缸里常常结一层冰。冬夜漫漫,土炕的温度渐渐消失,用来洗笔的水结成了冰块,我裹着被子坚持画完,发现已东方破晓,身体像散了架,看着挂在墙上的作品却兴奋得睡不着……后来县文化馆知道了,给我在县电影院橱窗办了两次个人画展,轰动全县,我画画的积极性更高了,利用业余时间在县文化馆参加美术培训班,接受系统学习。文化馆的图书馆有许多藏书,我每周用书包背一些回去,看完后还了再借。几年时间,我读了数百本书。上高中后,我因一篇作文轰动全校,引起大家的注意,从此我的每篇作文几乎都成了各班级的范文,各年级的同学下课后蜂拥而至,对着衣着土气的我品头论足,但更多投来的是羡慕的目光。

参加工作后,因为职业是陶瓷工艺,繁忙的工作使我疏远了文学——直到2000年以后,我因为诸多原因离开自己钟爱的事业,先后在深圳、威海、西安等地奔波。在公司,我主编一份大型企业内刊,几个编辑均毕业于名牌大学中文系,他们见我文笔不错,鼓励我在网上发表文章。这之前,自己曾在报刊上发过一些豆腐块,仅仅是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也没什么信心。我写第一部作品《沉重的房子》的时候,并没想到能够出版,因此写得有些散漫,有些随意,缺少写作前必要的准备。小说源于一篇一万字左右关于房子的散文。当时这篇散文发在一个大型文学网站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许多人对此噙着眼泪写了很长的评论,散文在几天内点击率过十万,评论数百条。网站编辑为此写了一篇评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文章被加为精华,顶置在首页。受这篇文章的鼓舞,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话想说,不如写出来让大家看,与广大读者分享,于是开始了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的创作,写作的同时网络也开始连载,很快引起了读者的高度关注,点击率居高不下。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是在读者的鼓励与支持下完成这部作品的,在半年多时间里写了近六十万字。作品随后被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转载,点击率数千万次,引起出版单位的关注,最终在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沉重的房子》首印3万册,市场上很快出现多种盗版。小说2月出版,7月再版,印数仍为3万册。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文学界的高度关注,许多评论家撰写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显示了作者生活积累和非同一般的艺术修养,厚重而大气的优秀作品,其生活内涵、文化内涵、艺术高度都不可小视。这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值得重视的关于陕北题材,农村题材,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重要作品。”(李星,《对乡土中国现实和人生的生动抒写——读高鸿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

王波:您的长篇小说《农民父亲》曾先后荣获“吉林省第二届新闻出版精品奖”、陕西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多次再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您在采访中提到写《农民父亲》的动机是朋友对您讲述的关于他父亲的故事,由一个小的生活故事到如此有厚重感的文学作品,您是如何做到生活性与思想性的统一的?您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当下是否过时?

高鸿:《农民父亲》的起因确实因为听了一个朋友的故事:朋友原籍山东,饥荒年代,父亲带着母亲一路逃荒,母亲在途中饿死,父亲一个人来到陕北的一个小山沟,与同样是逃荒而来的朋友的母亲结婚后定居下来,然后陆续收留了一些逃荒而来的难民,组成了一个村落,叫梁家河。后来父亲自然就成了这个村子的支部书记,带领村民生产种地,艰难谋生。父亲是一个胸怀非常宽广的人,喜欢助人为乐,村里无论有什么事只要他出面就能摆平。后来母亲病逝,继母到来后生下了弟弟,继母视他如亲生……这个故事令我十分感动,觉得应该写点什么。正好我在山东生活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就虚构了这部小说。这是一部描写农村40年乡土文化、民间伦理和经济关系巨变的小说。小说讲述了在特殊年代,当自然灾害和历史风浪逼迫他们到死亡边缘时,年少的父亲毅然带着家人逃荒,从胶东半岛到陕北高原,他们几乎横穿半个中国。历史风浪远去之后,父亲带领聚集在一起的逃荒人开荒种地,建立起一个随父亲姓的村落——梁家河。父亲带领村民筑坝造田,开山引水,改天换地。父亲的生活在梁家河逐渐安定下来,当继母和其前夫所生的孩子带着病魔意外走进父亲的生活里以后,父亲为了这个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东奔西走,最后献出生命。父亲的一生伴随着和四个女人的纠葛,她们给父亲带来了幸福,也给父亲带来了无奈甚至灾难。“其实,高鸿笔下的父亲已经满足了我们对父亲形象的所有设想。小说通过父亲对中国农民朴实面貌的真情描写,对深植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真挚、善良、坚韧的优秀品质的充分肯定和张扬,让此书具有了厚重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联系到当下,我们这个多难之邦在一次次与灾难斗争的时候,涌现出无数个像‘父亲’那样的英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周玉兰,《农民父亲诗意的爱情》)“高鸿用他的笔塑造了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农民父亲的雕像,他可以是作品中那位‘父亲’,更可以是中国当代千千万万个农民父亲的缩影。”(雷达,《一座北国农民父亲的雕像》)小说是虚构的艺术,道听途说得来的一些信息只能作为参考,作家在构思作品的时候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创作,特别是主要人物的塑像肯定要符合作者的需要,因此他的所有故事包括一言一行,都是有节制的,也就是说有纪律的,不可能放任自由,想到哪写到哪,瞎编乱造,那样的作品是站不起来的。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尽管小说的情节多为虚构,但细节是真实的。我认为无论任何时候,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都不会过时,作家贴近生活很有必要。

王波:您除了在小说创作方面有大的成就外,散文创作也很丰盛。说说您的情感散文书写。

高鸿:其实我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就是以散文的形式。记得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有四五百字,拿到报纸的时候非常激动,觉得能把自己的思想变成铅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后来陆续又写了一些散文随笔,发表在报纸和期刊上并屡次获奖,给我很大的鼓励。2005年开始,我尝试在网络上发表作品,也是以散文的形式,比如那篇发表在网站上的一万多字的散文点击率超过数十万次,成为长篇小说《沉重的个房子》的故事大纲。《沉重的房子》出版后,我又陆续出版了《农民父亲》和《血色高原》,闲暇之时继续写一些散文,先后被《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等转载,其中《父亲的葬礼》入选《中国最美的散文》,《那年的月亮》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圣湖纳木错》入选中学语文辅导教材,《卞姨》荣获孙犁散文奖,《那时的清明》荣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

散文易写难工。本人从事编辑工作近20年来,收到大量业余作者的投稿,以散文随笔为主。许多作者把自己的童年经历翻弄出来,忠实记录,流水账似的,编织葳蕤;更多的则是亲人的旧闻,家乡的絮事,或小猫小狗、小山小河、小草小树……作一些钩沉,一番喟叹,一通描摹。这些不是不能写,小人小事写好了也十分精彩,我反对没有节制取舍的粘贴生活及无病呻吟,或写故乡,一味高调赞美,浅薄浮躁,缺乏深刻思考,没有灵魂;或写游记,几乎都是网上下载的景区简介,很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缺乏深度。情感散文首先要以情动人,情动于衷,方能感人。好的情感散文一定要有生动鲜活的细节。好的细节能开启情感的闸门,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引起读者的共鸣。

这些年,陆续出版了《遥望陕北》《走进西藏》《南泥湾》等散文集,引起社会关注。作家贾平凹说“:高鸿的小说影响较大,散文写得也很有味道,不扎势,不做作。他是搞工艺美术的,文字色彩感很强,阳光饱满,温暖和煦——这为他增色不少。”河南作协副主席、作家乔叶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而其实,我一直觉得,万卷书和万里路本质相同。书是抽象的路,路是具象的书。通过高鸿散文集的一些篇章,我开始比较深切地理解高鸿的书和路。他用诚朴、厚重、热忱、恳切的笔墨让我明白:以故土为精神内核,他是怎样一步步远离,又是怎样一步步回归——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行走记或者说是地理志。”《人民日报》原副主编、作家梁衡先生说“:高鸿是一位从陕北高原走出来的作家。他的作品行文朴素,情感内敛,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山丹丹、兰花花的味道,浸透着黄土地上的灵性。”

今年我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散文《背馍的日子》(《散文选刊》原创版2020年第4期),被多家媒体转载。究其原由,我以为它是以细节取胜的,行文情感丰沛,用心良苦,引起读者诸多共鸣。

王波:您曾在《沿着路遥的足迹》中写道:“路遥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是越来越近了。”同为陕北大地走出来的作家,您认为路遥精神最感染您的地方在哪里?新世纪我们又当如何传承路遥的文学精神?

高鸿:路遥最感动我的地方是无论生活有多么困难都不会低头,迎难而上。他的作品引发人积极向上,焕发着巨大的正能量,因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特别是新世纪的年轻人,更应该多读读路遥的作品,汲取精神营养,正视苦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抗击打的能力。

王波:李建军曾评价陕西作家为“优势和欠缺是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大都像农民种地一样写东西”,能否请老师谈一谈您对此的看法。

高鸿: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不仅李建军博士说过,雷达老师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与陕西作家大多出身农民家庭有一定的关系。以我自己为例,从小在农村生活,童年的记忆是最深刻的,根植于你的内心,几乎决定了你的基因就是这个,不用想起,永生难忘。进入城市虽然二三十年,但对城市文明一直抱有一种敬畏或者说是戒备的心理,感觉只有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才得心应手。陕西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冯积岐等都是这样,很少写城市题材的作品,总感觉自己融不进去。我们踏踏实实地写,像农民种地一样,心态虔诚,诚惶诚恐,很少会玩那些新的技巧。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局限,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李建军认为:“高鸿有着像大地朴实、深厚的底层情怀,他的写作属于真正的底层写作。虽然,‘底层写作’和‘民间写作’几乎已经成了当下人们的流口常谈,成了时髦的文学标签,但真正写出了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的,却似乎并不多见。高鸿写的是一个纯粹的底层世界,写的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李建军,《另一种性质的底层写作》)评论家梁向阳教授认为:“高鸿的小说甚至可以看成记录中国新时期前后下层社会人们艰难生存的历史书籍与社会学书籍,也完全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案头读物”。(梁向阳,《在不断突破中前行——由〈沉重的房子〉〈农民父亲〉看高鸿长篇小说创作》)“《血色高原》追求史诗性的目的是明确的,作品的进行时长达半个世纪多,时间跨度长。高鸿笔下的主要人物具有传奇色彩,形象比较丰满,有血有肉,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冯积岐,《高鸿的艺术追求》)

王波:谈谈您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平凡之路》。

高鸿:长篇小说《平凡之路》是2017年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资助项目,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50万字,是一部描写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发生的沧桑巨变,农村青年田安国进入城市后,从最初的迷茫徘徊到融入企业,最终因各种矛盾冲突离开体制,经历了挫折和阵痛,他远涉重洋到德国打工,回国后进行创业,带领家乡父老乡亲共同致富的故事。小说时间跨度四十余年,与祖国改革开放同步,情节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主人公田安国面对困难百折不挠、孜孜不怠的精神令人感动。评论家、作家杨焕亭认为:“作家带给读者的启示就在于,文明的进步归根结底是人的属人的本性的美学肯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价值凝聚。至此,高鸿以历史的高度,时代的目光向读者勾勒出一条弥漫着梦的烂漫、张达着理想壮美,洋溢着奋斗快乐,闪烁着人性绮丽的‘平凡之路’。如果说,在宗教意义上,‘涅槃’乃是指修证佛法所能得到的修证结果。那么,对于《平凡之路》中的主人公来说,重塑一个‘新我’,当是生命浴火的必然……作品耐人寻味的是在结尾时,让田安国怀着浓浓的乡情,以一个‘世界人’的风采回到故乡旬邑,并且在那里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型啤酒厂。这种对母文化的深情回眸,读来如阳关三叠,余音绕梁,字里行间散发着人文温暖。《平凡之路》通过一群普通人的命运历程和心灵延展史,特别是田安国非“自致角色”的9次重大转换,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变革与每一个国民的紧密关系,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发展的影像。它虽然没有采取宏大叙事,然而却具有史诗品格。”

评论家杨柳岸认为:“总体而言,《平凡之路》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性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企业家田安国的大半生经历,和田家在一个世纪里的家族史,从中折射出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曲折命运。小说开头部分以‘序曲’的作用先写了田安国从曾祖父到父辈这三代人的艰难的创业史,这实际上是家庭的生存史,小说这一部分内容具有乡村史诗的气魄。而写到田安国这一代人,这是中国的当代史,社会生活逐渐走向活跃,国家逐渐走向改革开放。这一代青年人打拼史,其中有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与他们不同的是,田安国兄弟几人先后离开了农村,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他们有条件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而这时的社会也为他们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创造了条件。《平凡之路》和《平凡的世界》,两部小说名中的“平凡”一词,在蕴含的文学意义上是相近的,异曲同工。小说中的田安国和田保国,就如同《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只是在《平凡之路》中,作者对田家两兄弟的分别描写,并不像《平凡的世界》里对两兄弟那样并重,也就是说,在

《平凡之路》中,尽管也有《平凡的世界》中‘两兄弟’的‘笔意’,但实际上它更像只有一个主人公,就是田安国,从一个农民而成为一个具有跨国企业性质的企业家。小说中具体情节从1970年田安国十岁那年的一个雪夜,他和母亲一件小事而争吵离家出走写起。离家出走,这有着象征意味,此后他从学校‘出走’(他初中毕业不能继续上学),他从农村‘出走’而成为工人,他从体制内‘出走’,他从中国‘出走’而出国,等等。田安国因‘出走’而人生多坎坷,也因‘出走’而人生丰富多彩。纵观这部小说,以叙述语言为主,以生动的描写语言为辅,交织而成一幅生动画卷,以一个人的大半生经历为主线,从20世纪初写起,写了四代人一百多年的家族史和创业史。”

王波:谈谈您对“原乡”写作及文学艺术的一些思考。

高鸿:如果艺术是人类向时间争取永恒的手段,那么文学无疑是其中最理性、最具思想性的一种。我以为,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不是技巧,不是形式,甚至也不是思想,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同,文学的目的应该是创造一种能让人类从痛苦中升华的美感。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性价值。

写作是有根的,有原乡的,所以它的苦难的美感来自生存和生命的深处。据科学研究,人的一生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青少年时代——也就是你生活在原乡的时代,许多作家一辈子都在写自己的“原乡”。原乡形象是指作家们创造或想象的原乡面貌和审美形象,含有审美、文化、生命等多种意味,对原乡形象的呈现也成为文学的一种自觉使命。从五四运动以来鲁迅对故乡的抒写,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派作家沈从文、废名等缅怀故乡的淳朴秀丽;从福克纳笔下的奥克斯福镇,到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路遥笔下的陕北、鲁敏笔下的东坝,等等,作家们以其独特的方式描摹或想象着原乡,绵延着最具审美特色和人生观照的原乡情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人的一生中,无论你漂泊到哪里,故乡永远都是你心灵上最柔软的那部分,哪怕是轻轻的触碰,都会感觉疼痛。记得当年刚离开家乡的时候,每次回到富县,当车子过了洛川,我的心就会怦怦跳动,莫名激动。后来,回来得少了,故乡更多地出现在梦里——梦中的场景多是童年的景象,生动活泼,纷呈多彩。而我的作品,无论散文还是小说,也多是以故乡为原型的。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故乡在我的精神版图上永远是最神秘和神圣的那部分,值得毕生歌唱,用心描绘。

那里,是我灵魂安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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